2024年的一个夏日，我再次踏上了去往柏林的旅程，心中满是期待与怀旧。一个月前，我就与阿尔布莱希特约定了重逢，而我们的上一次相见，已是2006年了。时光荏苒，我们选择了柏林心脏的新地标——洪堡论坛，作为这次重逢的地点。这座曾是普鲁士皇室所在地的柏林宫被修建一新，如今已蜕变为一个融合文化、艺术、科学和教育的文化中心，象征着历史的传承与现代的创新。

　　回忆起2006年，我还在奥登堡大学攻读音乐学和哲学学位。那时的我，对世界音乐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与热情。在导师迪内斯库教授的引荐下，我有幸成为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下属音响档案馆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实习生，开启了一段难忘的学术旅程。记得第一天上班，老馆长齐格勒女士带我站在音响档案馆创始人的画像前，她的声音温和而充满敬意，讲述着档案馆百年的历史。档案馆建立于1900年，这里收藏着超过15万份来自世界各地传统音乐的录音，是世界最早、藏品最丰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199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在实习的日子里，我不仅学习了如何研究整理书籍资料和乐器，与同事们一起交流心得，更在空闲时与阿尔布莱希特一同在博物馆内探索。我们经常尝试演奏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以便能更深入地理解它们的声音和结构。特别是那些馆藏的来自中国的音乐录音和资料，更是让我流连忘返。在异国他乡，听着蜡筒录音机中传来广西田间地头百年前的民歌录音，那种震撼人心的感觉让我至今难忘。而这段日子，也成了我学术生涯中最宝贵、最难忘的记忆。

　　如今，我已经学成回国，仍然在从事关于世界音乐的研究工作。2024年，我一直在研究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它们由我国著名学者范子烨教授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其中相当一部分极为罕见，又或已经失传。苦心研究之余，我发现柏林音响档案馆收集的图片资料与其中很多乐器相匹配。于是，这次柏林之旅就成了项目计划的一个重要节点。

　　由于洪堡论坛成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新馆址，于是我与阿尔布莱希特的重逢之地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到这里。相隔18年，我还是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他。除了头发斑白了，他仍然那么热情和敏捷。我们穿梭于新馆狭窄又复杂的工作人员通道（我不禁想念起老馆那股特殊的陈旧的气息，仿佛是打开一口尘封已久的老橱柜），一路上他向我详细介绍了从旧馆到新馆的藏品和资料的整理与运输工作。这是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预计还将持续数年。

　　在新建的档案馆中，文件资料已悉数搬迁完毕，但大量的乐器仍在老馆等待打包。除了翻阅来自非洲和中亚西亚的乐器资料，我还特别渴望再次目睹那些来自中国的录音和手稿资料。阿尔布莱希特熟练地在档案柜中翻找，把目前能找到的所有相关资料一一交予我。这些资料依旧保存得如此完整，如同时间的胶囊，封存着20世纪初到中国探险的人类学家们留下的照片、手稿、信件，每一件都展现出当时他们在中国所见的风土人情。

　　对这些资料进行阅读和存档，让我仿佛回到了18年前。但如今的我，已不再是那个懵懂的大学生。我学会了如何辨认手写体、理解内容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这些资料归类分析。资料中呈现的一切都没有变，但我在这些年里成长了，有了自己的学术个人体悟、观点与方法之法。曾经，看到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乐器和录音，我只觉得它们珍贵。但现在，我理解了这些资料的重要意义，懂得了如何去使用这些资料。尤其在“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下，这些藏品开始显现出它们重要和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每一件乐器、每一个录音，都具象地展现了以音乐为载体的不同人类文明，是如何延绵千百年、跨越千万里，从东向西又从西向东传播开来。而中国音乐和音乐研究者们作为世界音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需要积极参与到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中，向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展示我们的研究材料和成果，让中国音乐被学界更多地理解和接受。

　　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去往柏林。这次不仅是与老友的相聚，更是与过去的自己、与未来的自己一次深刻的对话。在洪堡论坛的光影交错中，那些沉淀百年的智慧之光，激励着我继续前行，去探索更广阔的学术世界。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