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崇尚体育运动，“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淮南子》载，孔子“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菟，力招城关”。曹丕“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汉魏时期，人们积极利用体育运动强身健体。出土的大量简牍中，也有着丰富的体育健身资料。我们要利用简牍资料，开展跨学科研究，“简”述传统体育故事，发掘体育文化精髓，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活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育符号。

　　第一，“动之以事”——体育运动与健身祛疾。古人早已认识到体育运动可以强身健体、预防疾病。马王堆汉墓竹简《十问》载：“动之以事”，“事”指身体运动，即通过体育运动来强健体魄。张家山汉简《引书》言：“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橐籥也，虚而不屈，勭（动）而俞（愈）出。”《国语·郑语》载：“刚四支以卫体”，即强健四肢以维护身体健康。张家山汉简《脉书》曰：“夫留（流）水不腐，户貙（枢）不橐（蠹），以其勭（动）。勭（动）者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臓），五臧（臓）虚则玉体利矣。”认为运动可以强四肢、四肢强则身体康健。《吕氏春秋·尽数》曰：“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精气欲其行也”，主张以动养生，认为“形”即身体的运动可以使气流动，流动则气不郁、病不生。华佗亦曰：“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汉魏时期，人们还认识到行走可以健身，马王堆帛书中的“走”“疾行”，张家山汉简中的“游堂下”“步足堂下”，《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夜卧早起，广步于庭”，都是利用走步进行健身的记载。

　　马王堆竹简《十问》还明确指出运动可以祛除疾病，“非事也，无以动其四肢而移去其疾”。荀子曰：“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日常保养加上合理的运动，就能健身祛病。华佗在庄子所说“熊经鸟申”二禽之戏基础上创造的“五禽戏”，就是利用体育运动健身祛疾的典型事例，华佗的弟子吴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张家山汉简《引书》“禹步以利股间”，则是利用禹步健身。马王堆汉墓《导引图》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最早的以“动”健身、祛疾的图谱，有徒手和器械健身动作图像44幅，其中的很多术式可以治疗特定疾病；动作则有弓步、俯撑、抱腿、伸展、深蹲、跳跃等，也是一种以健身为目的的体育运动。五禽戏、《导引图》，开启了我国古代系统的体育运动健身的序幕。

　　汉魏时期的体育健身思想重视以动养生、形动养神，摆脱了宿命论和神秘宗教思想，将体育运动、四肢强健和身体健康联系起来，通过体育运动来健体祛疾。曹操《龟虽寿》曰：“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龟甲文》则明确倡导“我命在我不在天”，马王堆竹简《十问》曰：“长寿生于蓄积”，时人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注重日常保养、运动健身，体现了主宰自己生命的体育健身思想和积极主动的健身态度。较之传统文献中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寻求仙人以图不死，出土简牍中的体育健身思想更加质朴、实际。

　　第二，“以静为强”——动静结合的体育健身理念。古人在重视运动健身的同时，又非常注意心态的静，《春秋繁露》曰：“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马王堆竹简《十问》曰：“以静为强，平心如水”，认为在利用体育运动健身养生时，需要注意心态的平静。《淮南子》则曰：“若吹呴呼吸，吐故内新，熊经鸟伸，凫浴蝯躩，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不以滑心”，即运动健身时需集中注意力，防止走神，要保持心态平静。当然，体育运动也可以使人内心平静，提升心理状态，《荀子·修身》曰：“身劳而心安。”

　　《淮南子》曰：“便动静”，古人非常强调体育健身时的动静结合。动是身体的运动，静则是心态、情绪的平静。马王堆竹简《十问》曰：“道（导）之以志，动之以事”，注重心态平静和运动的结合。《老子》中也有动静结合的思想：“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静之徐清、动之徐生，静是心静无扰，动是生机无限。孔子也强调动静结合：“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形劳即身体运动，心安即心态的平静。

　　为了达到心态的静，还需要注意情绪的调节。马王堆《导引图》中的“引烦”，即引烦心，就是对心理的调节；《淮南子》主张要“和喜怒”；马王堆《十问》强调要避免“喜怒不时”；张家山汉简《引书》载：“喜则阳气多，怒则阴气多，是以道者喜则急昫（呴）、怒则剧炊（吹）以和之”，则是对情绪的有意控制。《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提出“心有志也”，即用意志调节情绪，主张心定身安。

　　汉魏时期强调志闲、心安、形劳，将身体运动和心态平静有机结合，认为动和静都是体育健身之道，这是古代体育健身理论的一个飞跃。

　　第三，卫身保国——“凡治正（政）之纪，必自身始”。先秦时期，治身已经成为治国的重要条件之一。《左传》郤缺曰：“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庄子》曰：“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管子》亦曰：“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身体强健是治国、道德实践和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吕氏春秋》载：“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韩诗外传》：“君欲治，从身始。”《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马王堆帛书《经法·四度》也强调要防止“身危为僇（戮），国危破亡”。

　　中国古代的体育健身也以治国安邦为目的。《淮南子》曰：“身者，国之本也。”马王堆帛书《称经》：“有身弗能葆（保），何国能守？”《吕氏春秋》曰：“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庄子就反对“轻用吾身而亡其国”，《淮南子》载詹何对楚庄王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马王堆竹简《十问》中，大禹问师癸曰：“处水十年矣。今四枝（肢）不用，家大糺（乱），治之奈何？”师癸答曰：“凡治正（政）之纪，必自身始。”大禹按照师癸的健身之道，最后“以安后姚，家乃复宁”。治身既强健了身体，又端正了处世的态度和行为，社会自然得到治理，《吕氏春秋》所谓“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可见，对身体的护理关系着国家治理和家庭幸福。

　　这种治身思想在西北屯戍机构中也有体现，就是管理好戍卒的健康、保障边疆安全。《居延新简》载，“告吏谨以文理遇士卒病致医药加恩仁恕”，命令要关爱戍卒健康。从中央到府、候、部，各级机构都很重视戍卒的生命健康，并设置有军医配备、巡回诊视、病籍管理、免费医疗、常备药储存、经验良方分享等健康管理制度，有效维护了戍卒的身体健康。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