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7年宋慈的《洗冤集录》的问世，标志着传统中国司法检验技术的成熟，它比欧洲公认的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意大利费德罗的《医生的报告》早350余年。在《洗冤集录》的基础上，又有宋元间赵逸斋的《平冤录》、元代王与的《无冤录》相继问世。三者被后世合称为“宋元三录”。在后代，又有不断增补，清代即有乾隆初年官方版的《律例馆校正洗冤录》问世。它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以多种方式向海外传播。

　　洗冤检验文献在东亚的传播

　　“宋元三录”诞生不久后，它首先向朝鲜传播，虽然最初传入时间不详，但从1412年，朝鲜官方要求将《无冤录》颁于天下来看，它应当已经传入朝鲜一段时间了，日本最初则是从朝鲜而非中国传入。与中原王朝“宋元三录”中主要流传的是宋慈的《洗冤集录》不同的是，朝、日两国主要流传的是王与的《无冤录》，故相关检验用书多以“无冤”命名，并在《无冤录》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方式注解、发展。

　　朝鲜流传的版本主要有：1438年的《新注无冤录》；1748年的《增修无冤录》，该书新版又于1796年问世，名为《增修无冤录大全》；1792年的《增修无冤录谚解》，谚文即朝鲜文，故该书是朝鲜文译本。

　　《新注无冤录》传入日本时间同样不详，从板仓重矩任职京都所司代曾委托书肆发行来看，1670年之前当已传入。最早的日文检验用书是《无冤录述》，河合尚久于1736年翻译，1768年刊刻。所谓“述”者，取“述而不作”之义。该书在日本曾多次再版，在1910年左右仍有出版。除《无冤录述》之外，后又有《变死伤检视必携无冤录述》《刑罪珍书集本无冤录述》等刊行，从名字即可看出，均是从《无冤录述》一书衍变而来。另具代表性的有《检尸考》等，日本还有一类手抄本，如《检使辨疑》《检使秘鉴》《检法秘鉴》《检视阶梯》等，这些书或实质是《无冤录述》的缩节改写本，或是实际检验案例的汇录。

　　从检验文献在朝鲜、日本的传播来看，均表现出先全部拿来、吸收、再整理的过程，朝鲜从《无冤录》到新注，再增修、谚解，即是这样。在吸收上还表现出一种亦趋性，如随着清代官方版《律例馆校正洗冤录》的问世，他们都有对应的文献问世，朝鲜的《增修无冤录》较新注本有较大变化，即与吸收律例馆本有关，且律例馆本颁于1742年，《增修无冤录》问世于1748年。日本的《检尸考》一书，也是吸收律例馆本后，对原有《无冤录述》改编的产物。朝、日二国不仅吸收了传统中国的检验知识，而且在检验制度上也与后者具有相当的重合，在朝鲜，是由官员带领仵作亲诣检视；在日本，则是由检使操作，江户时代的检使多是由町奉所的同心来担任，后者相当于当时警察系统最基层的正式成员。这种由官吏来亲临检视的做法，正是中国区别于欧陆法医检验的一个重要不同所在，后者是由“医”来完成。

　　洗冤检验文献在欧洲的传播

　　与东亚不同的是，洗冤文献较晚才传入欧洲。最早对其关注的是法国的传教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他于1760年来到北京，曾长期活跃于乾隆左右，在服务清代宫廷的同时，对中国的历史、文字、植物、瓷器、药物乃至中国功夫等，均向西方推介，其中《中国洗冤录》即是他此段时间的译作，后发表于巴黎出版的《中国杂纂》第四卷中。

　　在韩国英之后，又有马丁的《洗冤录概要》、李道夫的《中越法医学——洗冤书》两个法译本相继问世。

　　此外，还有荷、英、德等译本，荷译本是荷兰人赫莱斯所作，名为《译自中国的法医学》，该本于1908年被德国人布莱滕施泰因转译为德语，取名《中国人的法医学》。英译本有1853年海兰的《中国法医学——中国法医学著作见闻录》，翟理斯1874年在《中国评论》发表的《洗冤录》又名《验尸官指南》，不过该文并未连载完毕，后于1924 年全文发表于《皇家药学会论文集》第17卷。

　　与东亚传播明显不同的是，西译本中的7位译者除李道夫信息不详外，其余诸位的身份多与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有关，4位还受过医学的专业训练。他们的翻译目的，除最早的韩国英有以此推动法国版的验尸手册出台外，其余均重在文化上的解读，这是与东亚传播重在应用的最大不同。如有关作案手法、验女尸等，最早的英文译本，即海兰的译文，只是《洗冤录》的目录。这种高度的灵活性，导致西译本的参考原著可能无法断定，但能基本肯定的是，他们主要是就清代的洗冤检验用书进行译作与介绍。

　　东西方的这种传播上的差异，与此时西方法医学自身的发展阶段有关。经过文艺复兴之后解剖学及病理学的发展，西方法医学此时已经进入了加速时期，传统中国之检验可能仍有借鉴意义，但更多地被他们作为一扇窗口，用来观察传统中国的司法和检验学的发展水平，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医学知识等。马丁的法译本，采用了近似改写的翻译方法，直言其目的在于判断中国的法医学研究及其背后的法学样貌。德译本则关注到近代欧洲教会法所关注的生父诉讼鉴定、性偏差、离婚、堕胎这类议题，在传统中国司法检验用书中则几乎未曾提及。

　　当代的传播及余绪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洗冤检验文献的传播，又出了三本重要的译著，一本是英译著，两本是日译著。英译著是汉学家马伯良所作，鉴于此前翟理斯英译本之影响，马伯良于其译著正文边缘处，对于未出现在翟理斯译本中的段落，用“n.G.”予以注明。日译本中的一本由法医学教授石山昱夫和我国学者庞文喜等共同译作，1990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德田隆翻译、西丸與一监修的《中国人的尸体观察——“洗冤集录”的世界》，于1999 年由日本雄山阁出版。

　　这三个版本都回归到了传统中国洗冤文献的本源，即最早的宋慈的《洗冤集录》上，弥补了此前无论东亚抑或欧陆均主要针对《无冤录》或清代文献的不足，而且马伯良和石山昱夫的译作还关注到了清代另一本重要检验文献，即许梿的《洗冤录详义》。后者可谓清后期最重要的检验著作，它对此前的某些错误做了系统纠正，成为民国时检验的重要参考蓝本。马伯良和石山昱夫在翻译《洗冤集录》的同时，均注意到许梿的贡献并作了必要的知识添加，故这两本译作仅在文献的完整性上，就具有重要意义。德田隆译本并不是忠实地翻译《洗冤集录》，而是按照每个主题编纂翻译出来，并增加了犯罪案例，反映了传统检验知识在今日的指导意义。

　　另外，和影视作品《大宋提刑官》为人们喜闻乐见一样，日、韩也有相应的文学作品于21世纪初相继问世。川田弥一郎于2001年始推出了《江户的检尸官》系列作品，后被改编为漫画。它讲述了江户时代北沢彦太郎的故事，他凭借一本《无冤录述》，发挥出天才般的刑侦才能。韩国2007年的《别巡检》则讲述了19世纪末期，负责检验和科学调查的“别巡检”们以《增修无冤录》为蓝本，揭开一个又一个谜案的悬疑故事。这些文艺作品都可谓宋慈在异国的翻版，潜在地说明了传统洗冤检验用书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东亚民族的记忆中。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