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是用于攻击的工具。人类具有运用理智的能力，因而长期在武器的使用上保持高度审慎。然而，近年来随着大国竞争加剧、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叠加科技迅速发展，一些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强调传统或新兴议题中的军事安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大量本不属于武器类事物的进攻性能力。“泛武器化”态势随即出现并愈演愈烈，战争与和平的边界也日趋模糊，国家间合作乃至全球治理更是变得日益艰难。正确认识国际社会呈现的“泛武器化”现象，有助于研究者深入洞悉当前世界变局的实质。

　　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罗莎·布鲁克斯（Rosa Brooks）在其专著中指出，战争形态正在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悄然发生变化，行使暴力的手段也随之变得更为多元，最终结果是“一切成为了战争，军事涵盖了一切”。该趋势正是当前国际社会“泛武器化”现象的真实写照。如果“武器化”意指将某一并非武器的物体转化为损害对手的工具，那么“泛武器化”则是对此类举措的体系性拓宽，可以理解为行为体尝试在所有领域、多个层次以及各项议题上推动“武器化”，以期实现削弱对手的目的。

　　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持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泛武器化”已发展为一种实践先行于理念的客观态势。一方面，大量传统双边或多边合作性议题被重新注入竞争意涵，全球化时代构建的相互依赖网络转而成为打造破坏性武器的前置条件。无论是旨在通过“脱钩断链”削弱对手经济发展的“经贸武器化”，抑或以出口管制等方式限制对手科技发展的“技术武器化”，还是主动切断学生与科研人员跨国流动的“人文交流武器化”，均是这种遏阻性逻辑的集中体现。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推动形成前所未有的新兴领域，也催生了缺乏共识的全新议题。相比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问题，行为体更倾向于将自身的先发优势“武器化”，从而在低于战争门槛的“灰色区域”内贸然行事，维系相对战略优势、获取垄断性利益。正因如此，国际社会至今未在网络空间、外层空间、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领域或议题取得广泛共识，但一些西方大国围绕上述领域采取的进攻性手段与工具却屡见不鲜。

　　美国政府是战后全球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缔造者，但时常为维护自身霸权而对特定国际多边机制进行工具性运用。美国将全球治理的组织、权力和相关战略资源化作武器，向对自身构成挑战的所有“潜在对手”发动无差别进攻，极大助推了国际社会的“泛武器化”进程。在美国的影响下，诸多国家转而从对抗而非合作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主动投入大量国家资源用以充实进攻、威慑及反制的“工具箱”。一场非军事领域的“军备竞赛”拉开帷幕。

　　“泛武器化”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现象，是自新冠疫情以来全球政治经济领域“泛安全化”的直接结果。当各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以国家安全视角看待各类非安全问题时，也将本能地开发或应用各类新安全边界内的地缘政治博弈工具。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行为体以追求“绝对安全”为目标并无节制地拓展安全边界，同时国际社会也不存在行之有效的“去安全化”机制或路径，那么“泛武器化”现象就将愈演愈烈、难以抑制。

　　竞争心态是“泛武器化”现象得以发生的前提。权力既是“泛武器化”现象的源头，同时也是其追寻的目标。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为维系自身在经贸、技术以及舆论等领域的优势地位，通过“泛安全化”策略来界定自身的核心利益范围，并在其中聚焦议题威胁，打造具有排他性特质的战略工具。例如，在治理不足的网络空间，各国为争取战略优势而大量储存“零日漏洞”，进而导致该领域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相比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自由国际竞争，基于权力的竞争模糊了安全和发展的边界，配套的“武器”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恐慌，甚至诱发非军事领域的“安全困境”。

　　遏压思维是“泛武器化”现象得以延续的要件。当国际霸权缺乏足够约束时，其力量在各领域的投射将充满侵略性和进攻性。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随即不遗余力地将经贸、制造业、关键矿产以及跨境数据流动等近乎所有中美关系中的议题悉数转为议题工具，并从“全政府”“全社会”层面系统性推动对华遏压。当这种思维形成惯性，威胁也就无法被正确和客观地判断，所谓的“战略工具”随之严重泛化。

　　“泛武器化”不利于全球安全。当前国际社会地缘政治风险持续攀升的态势表明，“武器”种类的丰富和数量的增多并不能带来等量齐观的安全，反之加剧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和矛盾。随着“泛武器化”程度的加深，国家资源将出现严重错配与浪费。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已达到创纪录的2.4万亿美元，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增幅。如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继续将额外资源投入到其他非军事性武器的开发中，其结果不仅是国家间信任感的消退、全球安全风险的上升，更将给自身带来极其沉重的政治经济负担。 

　　“泛武器化”限制了人类发展。随着数字科技革命与新兴产业重塑，人类社会再度步入价值链重构的十字路口。面对大量未知的挑战，合作与协调成为处理日趋严重的“治理赤字”的唯一合理选择。而在“泛武器化”的影响下，国家将怀着担忧和怀疑的心态步入这些领域，建立普适性的行为规则自然无从谈起。与此同时，国家将大部分精力和资源用于填充自身战略工具箱，也将相应失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必要动力。当上述全球治理运转所需的要素均告缺位时，人类发展的进程也将陷入迟滞。

　　应对“泛武器化”的关键，在于各国协力推动“去武器化”。这不仅要求行为体从自身层面理性审视，统筹安全和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要求各国从双边或多边角度出发，增信释疑、重建国际信任。中国已先后明确反对经贸和外空等领域的武器化，更不愿见到“泛武器化”现象对国际秩序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在未来坚持推进三大全球倡议走深走实，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负责任大国担当加速国际社会破冰融雪，从而消弭“泛武器化”对人类发展和安全造成的损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