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运乾（1884—1945）字星笠，湖南益阳人。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1913年聘入湖南官书局，拟修中国通史，与陈鼎忠合撰《通史叙例》，别具匠心设计出新体例，柳诒徵、金毓黻等交口称赞。他同时探究古声韵学，1924年完成《声学五书》，后来各种创见大多蕴育于此。1926年后，相继讲授声韵学、文字学和《三礼》《尚书》《春秋》《尔雅》《史记》《庄子》等课程。曾运乾生前仅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没有出版任何著作，但他编撰的课程讲义内容精深，多为可传之作，其中《声韵学》《尚书正读》尤为卓绝。

　　唐代刘知幾曾回忆自己幼年读《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诵，虽屡遭棰挞，而其业不成”。韩愈更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事实上，《尚书》虽经历代名家注解训释，学子迄今仍然苦其难读。曾运乾对今文《尚书》及《书序》全部加以注解，通常先对句中疑难字词作训解，对有争议的语句作句读，然后阐释、译解全句或整段经文，有时还划分章节，将字词艰涩、文句诘诎的今文28篇解说得文从字顺、明白如话，堪称《尚书》学史上一大创举。杨树达即在《曾星笠〈尚书正读〉序》中作过对比：读江声、王鸣盛、孙星衍诸家《尚书》著述，“往往读一篇竟，有如闻异邦人语，但见其唇动，闻其声响，不知其意旨终何在也”，而曾先生作《尚书正读》，“于训诂、辞气二者，既极其精能矣，而又能以此通解全书，直不欲令其有一言之隔，读者依其训释以读经文，有如吾人读汉、唐人之诏令奏议。呜呼，何其盛也”！

　　曾运乾解读《尚书》的最大特色，是善于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语法、修辞等知识，抓住某些关键字句，通过审音识字、分章析句，进而回溯语境、审察文理、推阐经旨，最终凿幽抉明，昭揭底蕴，帮助读者通经明义。以下分三点，略述《尚书正读》的学术价值。

　　其一，正句读。断句无疑是研读《尚书》之先务，但历代学者因对某些文句理解不同，导致句读各异，经义转歧。曾运乾以《尚书》句读非易，先儒断句多误，从审定音读、考求字义、判明词例、分析文法等方面入手进行断句，力求文从字顺，讲明经旨。他既对历来存在分歧的文句明确提出“某某句绝”，还不厌其烦地对经文及其解说文字全部标明句读，对于初学大有助益。例如，《大诰》开篇“王若曰”一段文字中，从“敷贲敷前人受命”至“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历来异读歧解，言议纷纷，曾运乾扣住“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提出“此时事未大定，故全篇专以吉卜为言”，以周公决疑于龟占作为解读下文的关键线索，根据周代占卜之法，将本段文字划分为陈龟、贞龟、命龟三节，断句作“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再辅以相关注解，可谓头头是道，令人信服。细品《尚书正读》中某些迥异前人的句读，往往多有胜解。如《禹贡》篇末记禹时疆域，先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语意分明，又说“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易致分歧，清儒及近人多将“朔南暨声教”五字连读，曾运乾则援引江声、章太炎两家之说，认为“暨”字应如《说文》“日颇见”之本义，主张“朔南暨”为句，“声教”二字下属为句（整理本仍作“朔南暨声教”，与原意相违）。依此句读，东西南北四至之处皆沐于声教之下，恰如《中庸》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与《禹贡》宣扬夏风的本义更相贴合。而依通行的“朔南暨声教”为读，仅指南北疆域止于声教之所及，下句“迄于四海”又缺失主语。后来，周秉钧《尚书易解》将“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九字作一句读，“谓北方南方和声教皆止于夷狄之区。‘朔南暨声教’为此句之主语”，但这一解读又与东西二至割裂，全文仍不成句。

　　其二，明训诂。《尚书》文字古奥晦涩，汉儒多方训解，孔《传》集其大成。宋明清学者又相继训释，蔚为大观。但曾运乾认为，前儒训解多违《尔雅》训诂，因为《尔雅》一字或兼数训，一训或关数义，如果执其一以绳其余，反而诘屈为病。他广采汉晋各种字书及经书传注，力求训诂必有依据，必求妥惬。不过纵观《尚书正读》注解方面的突破，尤其是对孔《传》及宋、清先儒成说的纠正，大多源自曾运乾对古代声韵通转理论的应用。如《汤誓》“夏罪其如台”，《盘庚》“卜稽曰：其如台”，孔《传》均据《尔雅》训“台”为“我”，将“其如台”解为如我之所行或所言，曾运乾却说：“如台，奈何也。”他在《盘庚》篇稿本页眉上明言：“台、何，声之变转。《尚书·汤誓》‘夏罪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记》皆释作‘奈何’。‘如’训‘奈’者，古音娘日归泥也。”又如，《洪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孔传解曰：“考正疑事，当选择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将“建立”连言，属同义重复，又在“择”后添加“知卜筮人”，属增字作解。后人多采信孔《传》之说，宋明以来注解者进而提出卜筮须择立贤者或至公无私之人，但都未能与经文对应。郑玄、王肃另有所解，“皆以‘建’‘立’为二，言将考疑事，选择可立者，立为卜人、筮人”，将“建立”分开较为合理，可惜“建”无着落，“选择可立者”仍属添字解经（按林之奇《尚书全解》认为“其意以‘建’字为可立之人，‘立’字为立之”，从文法上解围，似有穿凿之嫌）。曾运乾提出：“建，当为‘觋’之古同音假借字。……《国语·楚语》云：‘古者民之精爽不携贰者，神明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殷时巫风盛行，卜筮尤谨，故立卜筮人，必择于觋中之贤者而立之。‘觋’字从巫、见声，本应读如‘建’。秦时语变，以双声读为‘系’，许君遂以从巫、从见说之，非其实也。”他用同音假借法，论证“建”即“觋”，并与《多士》“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互证，再与《君奭》“天寿平格，保乂有殷”之“格”字相参，将“择建立卜筮人”解为“择于觋中之贤者而立之”，立说新颖，证据确凿，较郑、王两家旧解更胜一筹。

　　其三，讲语法。在《尚书》注解史上，汉代学者分章析句，开始注意词例、经例，宋儒涵咏经文，善于体会语气，清人更是热衷探讨古书义例，高邮二王尤能发明三古辞气，《尚书》文义诘诎者，多能以理相解。曾运乾承前儒之绪，又吸取近代语法理论，在解读《尚书》各篇时，一再指出互文、对文、重言（复语）、省文（省句）、倒语等特殊语法现象，不仅解决某些断句歧异、疑难字词训释，更使前后文句松散者联贯为一，隐秘奥衍者旁通曲畅，经义因此更为彰明。如《无逸》“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因汉人引用不重“生则逸”句，后人认为今古文有异，或怀疑经有衍文，江声还推断“重言‘生则佚’者，欲见非一王”，曾运乾则指出：“‘生则逸’一语已足，两言之者，周公喜重言也。《洛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亦此类。史官于公重言之处，或书原文，或书‘又曰’。《康诰》‘非汝封又曰’，《多士》‘王曰又曰时予’，皆公重言也。”他一再指出周初诸诰多重言，凸显周公对成王、康叔殷殷嘱望、郑重叮咛的形象，表彰《尚书》兼著文情、文势的美妙笔法，提醒读者要善审经书神旨。

　　总之，曾运乾不仅大量继承传统训诂学成就，而且充分发挥其声韵学造诣，同时吸取近代语法理论，使《尚书正读》各篇珠玉满纸，全书胜义纷披，湖南省图书馆所藏曾运乾手批《尚书正读》稿本即将影印出版，今后学术界可以作出更精深的研究。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