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东夷文化展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

—— 访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

2024-12-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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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清俐 张杰
  山东是东夷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自1928年位于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的城子崖遗址被发现与发掘以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推进,考古工作者以大量考古成果为支撑,在山东确立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史前文化谱系。这片史前文化区被考古学界称为海岱东夷文化区,简称海岱地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主持、参与了海岱地区的多项重大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就海岱地区考古发现所体现的中华文明起源脉络等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方辉。
  定居农业提供文明起源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明起源是国际学界的重要议题。就海岱地区而言,人类文明初始阶段呈现了怎样的面貌?
  方辉:文明起源主要研究的是人类的社会组织不断由简单向复杂演变发展的过程。从社会演化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定居农业提供了文明起源的基础。农业的发明使人们有了稳定的粮食和肉食来源,也开始有了稳定的定居生活。
  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定居生活开始于距今10000—7000年的后李文化。后李文化以淄博临淄后李遗址命名,这也是山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李文化先民主要生活在泰沂山脉北缘地区,有了定居农业村落,狩猎、采集仍然是很重要的经济补充。从相关遗址的发现来看,人们已经学会建造房屋。人们聚族而居,体现为一种集体生活。从墓葬的随葬品来看,其社会处于一种平等的生活状态。
  后李文化之后的北辛文化年代在距今7000—6000年,以滕州北辛遗址得名,分布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尽管还是处在一个平等社会的阶段,但有些氏族比别的氏族可能更富裕一些。北辛文化的房屋面积一般不如后李文化大,可见当时的社会单位正在逐渐变小,预示着氏族内部可能已经分离出不同的家族。遗址或聚落内部出现了贫富分化,而且发展出一系列信仰,比如龟灵崇拜和犬牲习俗。
  这个时期人们使用的生活器具更加多样,比如鼎、豆、壶等后代用的很多器具在北辛文化中都已经存在,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北辛文化的社会进一步走向丰富而复杂,人们基本上还是处在平等的社会中。这个时代的遗址中还没有看到后来常见的战争迹象。
  社会走向进一步复杂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对人类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中,复杂化是重要表征。海岱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在考古学成果上有哪些体现?
  方辉:继北辛文化之后,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一步加深。大汶口文化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加剧,尤其是到中晚期。其原因就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农业经济发展加快,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达到更高水平,生产工具的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一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结果是贫富分化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贫富分化加剧的最明显证据表现在墓葬方面,大小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对比悬殊。有的多达100多件,质量上乘的随葬品有玉器、陶器等;有的却仅随葬简单的日用器具。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体现得非常明显。所谓祭祀,是由陶器和玉石器构成的礼器系统来体现的。礼制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考古发现,整套礼制器具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具备。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焦家遗址出土文物展,名字就叫“礼出东方”。在焦家等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看到多重棺椁,意味着当时的棺椁制度已经产生。作为身份体现的多重棺椁制度不断发展,到了周代,已经演化为天子九重棺椁、诸侯七重棺椁等,依次递减。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扩大,人口的移动性极大增强,对外辐射能力显著提高。人们为了争夺财富,出现了各类战争。如苏北大墩子遗址在一名死者身上发现一枚箭镞,在花厅遗址的墓葬里甚至出现了殉人,这些都是杀戮、战争的痕迹。可以说,大汶口文化贫富分化已经进一步加剧,出现战争与礼仪制度,社会变得复杂起来,已处在国家社会的前夜。
  进入国家起源的龙山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五帝本纪》记载,在夏王朝诞生之前,五帝时代标志着中国进入国家阶段。在海岱地区,国家起源与形成得到了哪些考古学上的支撑?
  方辉: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文化是国家起源与形成、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这个论断已得到了大量考古学证据的支撑。按照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文明三要素说”,城、金属冶炼、文字在龙山时代都已经具备。早在1930年,我国最早的一批考古学家在发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时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城墙遗迹。在河南、山东、河北、山西,不断有类似的夯土城墙被发现,而且城内部的功能分区得到揭示。全国很多地区也发现了龙山时代金属冶炼的例子,海岱地区的三里河、尧王城都发现有铜器小件或炼渣。龙山时代的文字同样不断有新发现,山东大学考古队1991年在邹平丁公遗址发掘出土的11个陶文就是一例。此外,在苏北的龙虬庄遗址、晋南的陶寺遗址也发现了龙山时代的文字。可见,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
  值得反思的是,考察国家与文明社会的起源不应简单以“文明三要素说”为标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考古界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研究我国早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考古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发现国家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存在所留下的痕迹。我们在鲁东南进行的长达20多年的区域系统调查,至少找到了龙山时代的两个古国,即尧王城古国和两城镇古国。从调查所揭示的聚落形态分析,这两个古国都城所控制的区域范围之内,聚落形态明显呈等级状分布,表明这里在龙山时期已进入复杂社会。
  从当时的物质文化来看,龙山时代的礼制、技术比大汶口文化更为发达。精英阶层通过提高其生产技术及再分配,达到对礼器生产的垄断。陶器、玉器本身就证明了“百工”体系的存在。社会的发展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交流,使得各古国间的交流更为迫切。其结果是,在整个北方乃至长江流域出现了“龙山化”现象——各地的文化面貌趋于一致。
  战争成为龙山时代经常发生的事情。通过战争,人们互相兼并形成更大的社会团体、社会政体。这是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由小规模的国家变成大规模的国家,最后发展到夏商周时期的王国,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形成帝国。由古国到王国再到帝国,这就是华夏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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