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清俐

　　东夷，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名称，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2018年7月10日，“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拉开帷幕，展出了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山东焦家遗址400余件珍贵文物。那些来自五千多年前的玉器、陶器，再现了生活在泰沂山脉以北的东夷先民的智慧创造与生活场景，令每一位参观者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心生礼敬。

　　泰沂山北侧的巨野河东岸，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焦家遗址的古老先民就生活于此地。

　　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村西约800米的焦家遗址，是一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中心性聚落。它的初步发现，要追溯到1987年的文物普查，但真正带来惊喜的是山东大学考古团队于2016—2017年组织的发掘工作。经过深入发掘，考古队共完成了2000多平方米的考古发掘面积。他们不仅发现了坚固的夯土墙和环绕城墙的壕沟，还揭露了215座墓葬和116座房址。这些墓葬规模不一，大型墓葬最大可达8平方米，而最小型墓葬仅能容纳墓主。随葬品同样体现出等级差异，焦家遗址发掘区内最大的一座是编号为M152的墓葬，其墓主身上随葬有玉刀和玉钺，腿部有龟甲器，另有玉耳饰、束发器、臂钏等装饰品。而棺外随葬品则多为生活用品，如单耳杯、高柄杯、陶壶等酒器和盛水器，以及陶豆、陶鼎等盛食器，它们陪伴于墓主人的体侧，展现出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座编号为M184的墓葬，为我们揭示了5000多年前一位“山东大汉”的故事。据考古人员介绍，这座墓葬规模宏大，墓口长近4米、宽2.1米，一棺一椁，内外相套，显示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和地位。更令人惊讶的是，经过科学推算，这位男性墓主人的身高达1.9米，身材魁梧、体格强壮，显然生前是一位高大威猛的勇士。除了墓主人的骸骨外，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彰显了墓主人生前的财富和地位。其中，一件大型玉钺尤为引人注目，它表面有大片的朱砂痕迹，是焦家遗址目前所见最大的玉钺，堪称“玉钺之王”。根据墓葬规模和随葬品，考古人员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部族首领。焦家遗址墓葬群的分化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已经出现明显的等级差别和阶层分化。而M184墓葬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展示了那个时代权贵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礼仪制度。

　　焦家遗址的深入发掘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特别是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其复杂的葬仪和丰富的随葬品，体现了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成熟礼制及其表征的社会形态。

　　焦家遗址不是第一次把东夷文化的魅力展现在人们面前，焦家遗址发现地——章丘也不是第一次与远古文明产生联系。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在章丘龙山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1930年，李济、梁思永等著名考古学家带领的考古队进驻城子崖，开始了正式的发掘工作。这次发掘面积达440平方米，出土了包括陶片、骨器、蚌器、石器以及人骨、兽骨在内的标本23878件，此后还出版了城子崖遗址的考古报告。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最初，这种文化被称为“黑陶文化”，直到1936年才被正式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黑陶，其中蛋壳黑陶杯的制作工艺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据考古研究人员介绍，龙山文化时期，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均处于领先水平。除陶器外，还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等。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城市、文字，晚期还出现了铜器。同时，还发现了祭坛、宫殿、宗庙等遗存，这说明当时已经有国家政权存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出现转折，原始氏族制度走到了尽头，文明的曙光逐渐照亮新时代的门楣。

　　吴金鼎的发现并非偶然。当时，中国考古学正处于萌芽阶段，受西方考古学思潮的影响，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开始致力于回答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吴金鼎敏锐地洞察到了城子崖遗址的潜在价值。1934年，梁思永在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后岗遗址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三叠层”地层关系，更加确立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本土性发展传统，“中国文化西来说”也不攻自破。

　　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过程不仅创造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多项第一，也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基石。它是第一个由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独立发现和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第一次在中国东部地区开展的考古发掘；第一次绘制了考古地层图；是中国境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个黑陶文化遗存；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这些成就让城子崖遗址获得了“中国考古圣地”的殊荣。

　　文明的曙光不是一瞬间点亮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后李文化的简单陶器，到北辛文化陶器种类的进一步丰富，再到大汶口文化制陶工艺的提升，又到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的登峰造极，东夷人的制陶技术不断进步。

　　东夷文化的影响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扩大，从泰山南北到黄淮流域，从黄河中下游到江淮地区，东夷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早在20世纪下半叶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后，考古学家邹衡曾提出，中原龙山文化和夏文化中存在东方文化因素。荣获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是河南省境内首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再一次为“礼出东方”的论断提供了实证。据2023年主持王庄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光华介绍，王庄遗址史前文化隶属于东夷大汶口文化系统。就葬俗来说，部分墓葬的墓主有颅骨变形现象，随葬獐牙勾形器以及獐牙、猪獠牙等动物牙齿，都与东夷大汶口文化较为一致。出土陶器的器物形制也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同类器接近。同时，在大汶口文化之外还表现出多元文化特征，出土器物具有大河村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红山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等因素。在10月25—26日举行的“第二届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据此分析认为，大汶口文化大约从中期开始向西部中原地区迁徙，极大地推动了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交流，推动各个地区文化格局的演变，体现了海岱地区对中华早期文明的贡献。

　　无论是在陶器制作、青铜器铸造、玉器加工等物质文化层面，还是在图腾崇拜、祖先信仰、宗教信仰等思想观念和信仰体系层面，各地史前区域文化都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借鉴，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和多样性，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