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多次全国性人口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都显示，青年人在未被满足的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有上升趋势。网上流传的青年人不婚不育论调，实际上也是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自身理想婚育选择的另类表现。

　　通常我们把结婚意愿、生育意愿与实际结婚状况、生育状况之间的缺口称作未被满足的婚育意愿。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时，人们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往往大于生育意愿，但在低生育时代，实际生育子女数量往往低于生育意愿。相关研究也把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子女数量之间的差距称作生育赤字，换个角度看，生育赤字也是生育潜能。生育支持和激励政策措施，更应聚焦青年人婚育意愿与行为的偏差趋势和特征，努力缩小二者差距，促进青年人生育意愿与真实行为更趋一致。这是低生育时代稳定或提高生育水平尤其需要重视的关键方向。

　　未被满足的结婚意愿有多高

　　从结婚意愿看，绝大多数人都是愿意结婚的。2022年中国婚育状况调查（以下简称“2022年调查”）显示，我国低龄未婚群体中，表示“打算一辈子不结婚”的比例相对较低，20—34岁未婚人群中“打算一辈子不结婚”的比例为7.7%，其中，男性为7.9%，女性为7.4%；35—39岁调查对象中，男性未婚比例为10.0%，女性仅为2.4%，远低于日本、韩国的水平。

　　不过，中国青年人未实现结婚意愿的比例较高，尤以女性为甚。2022年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青年人未能在自己认为的理想年龄结婚，青年人的结婚意愿受现实多种因素制约被不断推迟。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9岁婚育旺盛期女性未婚比例为57.5%，其中，20—24岁女性未婚比例占80.4%，25—29岁女性未婚率达到33.2%。

　　未被满足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有多少

　　从未被满足的意愿生育子女数量看，2022年调查发现，20—44岁育龄人群的平均现有子女数为1.19个，与理想子女数相差0.7个，说明未被满足的意愿生育子女数较多。青年人未满足的生育意愿呈现出五个典型的特征。

　　第一，20—24岁组更年轻群体的未被满足意愿生育子女数最多，为1.60个，是育龄人群平均未被满足意愿生育子女数的2.3倍。更年轻群体的经济收入较低、社会资源相对不足，面临的婚恋、住房、事业发展压力更大，导致生育不是他们这一时期人生规划中的优先项，延后十分普遍，如在后期没有生育，很可能会造成生育损失。

　　第二，男性未被满足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为0.86个，比女性多0.33个。这与男性生育意愿高于女性相关。

　　第三，一线城市未被满足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更多，为0.90个，四线县市为0.67个。在大城市居住的青年人受到收入、职业发展、住房等因素的制约更大，未被满足的意愿子女数更多，生育意愿的现实转化率更低。

　　第四，拥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青年人未被满足的生育意愿数量更多，为1.01个，小学及以下者仅为0.37个。

　　这些特征实际上揭示了一种状况，即不同群体未被满足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这也意味着不同群体生育意愿未被满足的成因不同、面临的现实需求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需要更加关注青年人未被满足的生育意愿趋势和特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未被满足生育意愿的实现与否决定未来生育水平走势

　　从生育意愿的最终实现状况——终身生育水平看，中国适龄青年群体未被满足的生育意愿仍有较大释放及实现可能。张翠玲等学者的研究发现，2020年我国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为5.16%，低于美国11%和欧盟国家19%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女性大多数仍然会生育。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度过生育期后平均生育1.6个孩子，终身生育水平仍然维持了一定的数量。这提示我们，中国育龄群体未被满足的、被推迟的生育意愿数量，在其整个生育历程的后期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转化为现实的时间不断推后也会影响时期生育水平表现，并影响人口的世代更替。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存在显著的“强推迟、弱反弹”特征。人口监测数据显示，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从2019年的26.4岁升高到2022年的27.4岁，3年迅速抬升1岁。目前我国29—49岁的累积年龄别生育率仅为0.57，低于其他所有低生育国家0.8—1.2的水平，生育反弹程度比其他所有低生育国家都更弱。低龄组女性未被满足生育意愿的“强推迟”，与高年龄组女性未被满足的生育意愿的“弱反弹”将共同影响未来生育水平走势，虽有生育水平恢复的可能，下行压力亦不容忽视。

　　“三育成本”制约青年人婚育意愿实现

　　生育、养育、教育“三育成本”高制约青年人婚育意愿的实现。

　　根据2022年调查数据，如果按照2021年的平均养育、教育标准将一个孩子从0岁培育到17岁，教育养育经济成本平均为57.3万元，对部分家庭是不小的负担。同时，结婚成本高企不下，婚房、彩礼、婚礼等结婚费用逐年攀升。青年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男性青年及其家庭面临压力，加剧婚姻挤压，并进一步影响生育意愿的实现。2022年调查中，18.6%的单身受访者表示受彩礼/婚房等制约，短期内不打算结婚，而在30岁及以上的农村男性中，该比例达到了36.6%。

　　子女养育教育竞争也影响了青年人未被满足的生育意愿的实现。2022年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父母对子女教育寄予厚望。“高期望”意味着“高投入”，在养育教育竞争中，父母被动“攀比”“加码”“提升”，导致养育教育成本不断加重，加剧了“养不起”“教不起”的焦虑，抑制了未满足生育意愿特别是多孩生育意愿的实现，不少青年人调侃生育数量问题是“保1、争2、望3”。

　　健全完善人口与家庭政策体系助力青年人实现婚育意愿

　　倡导新时代婚育文化，促进形成尊重生育的社会氛围。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宣传教育专项行动，倡导尊重生命的价值、生育的价值，提高青年人的婚育意愿，促进形成生儿育女与家庭幸福和谐双向促进的社会氛围。

　　持续增加投资于人，健全完善人口家庭公共政策体系。以实施生育补贴政策为契机，完善以补偿“子女照护、养育子女”劳务为核心内涵的多种育儿补贴顶层设计，持续增加财政投入，稳定生育预期，形成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

　　满足多元化需求，实施更加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2022年调查显示，生育支持政策中，经济支持政策最受欢迎，其次是时间支持政策，然后是服务支持政策。国际经验也表明，针对不同类型婚育需求和经济社会情况提供组合性政策，才能提升生育水平。因此，要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相结合，出台实施差异化、精细化家庭支持措施，满足青年人多元化婚育需求，形成一孩、二孩、多孩和无孩家庭间美美与共的和谐局面。

　　（作者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