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婚育水平的持续下降，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调侃与讨论，这种讨论在网络上尤为盛行。近年来，中国的不婚不育现象确实有增多的趋势。与几十年前相比，选择终身不婚的人数比例正在增长。此外，许多年轻人表示，即使结婚也不一定愿意生育。一方面，这说明关于“不婚不育”的讨论相较以前更具有现实性。另一方面，这也迫使我们反思，中国年轻人真的不婚不育了吗？网络上的论调是否真实反映了现实？事实上，多方面的研究表明，“不婚不育”的论调有其传播学意义上的成因；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所谓“不婚不育”的论调与现实状况存在较大差异，这种认识也存在较大误区。本文使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专项调查数据，来揭示真实的状况。

　　所谓“不婚不育”实际上更多指向“推迟婚育”

　　所谓的“不婚不育”与真实情况有相当大的差距。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这些差距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不婚”不等于终身不婚。普查数据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普遍结婚的国家。从未婚比例来看，2020年我国40岁人群的未婚比例为4.78%，其中男性为6.69%，女性未婚比例仅为2.76%。

　　第二，“不育”不等于终身不育。实际上，中国女性仍然普遍生育。普查数据显示，虽然40岁女性的无活产子女比例从2010年的2.66%上升到了2020年的7.85%，但2020年我国40岁女性的平均活产子女数仍有1.63个。

　　第三，所谓“不婚”更大程度上是“推迟结婚”。这表现在初婚年龄的推迟，普查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从2000年的24.21岁上升到2020年的28.64岁。

　　第四，所谓“不育”更大程度上是“推迟生育”。其突出表现是初次生育年龄的推迟，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000年的24.83岁上升至2020年的27.94岁。

　　第五，“推迟婚育”现象也存在区域与群体差异。在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中，传统的婚育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反映出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也说明推迟婚姻并不是普遍现象，而是集中于特定群体。从当前40岁人群的婚育行为（其婚育行为基本都是在过去十几年里发生的）来看，中国仍是一个普婚普育的国家。年轻人婚育水平的下降更多表现为推迟婚育，而非彻底放弃婚姻和生育。事实上，推迟婚育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初婚年龄的上升和首次生育时间的推迟都越来越常见。

　　此外，正在“推迟婚育”的年轻人的婚育意愿和未来的婚育计划也并非所谓“不婚不育”。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3年开展的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以下简称“专项调查”）显示，尽管存在晚婚、晚育和少育的现象，但大多数人仍然抱有结婚和生育的意愿。例如，在年龄为30—45岁、从未结过婚的女性和男性（即“晚婚”群体，这部分群体占该年龄段群体的8.88%）中，仅两成受访者表示未来不打算结婚；初婚初育的平均间隔为2年，据此观察20—40岁、结婚2年及以上、从未生育的女性及其配偶（即以婚育间隔定义的“晚育”群体），近八成受访者仍有生育意愿。这表明，中国传统的婚育观念并未完全消失，他们不是不想结婚、不想生育，而是推迟了婚姻和生育。专项调查还关注了已育一孩家庭的再生育意愿，在年龄为20—45岁、一孩年龄在3岁及以上、未生育二孩的女性及其配偶（即“少育”群体）中，接近半数受访者的理想子女数为2个，不过超七成受访者都不打算再生育，显示了理想子女数与现实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

　　婚育推迟受到多重因素的复合影响

　　学界对于婚育推迟的原因进行了广泛研究，这些因素可归为几类。

　　其一，经济因素。房价、教育支出、医疗费用等高昂成本使年轻人对婚育望而却步，工作不稳定、收入增长有限，甚至面临失业风险，使得年轻人为了追求职业稳定和经济独立而推迟了婚育时间。

　　其二，教育因素。随着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年轻人普遍延长受教育时间，从而推迟进入职场和婚育阶段。

　　其三，社会与文化因素。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着中国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观念，城市化推动个人主义发展的同时强化了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年轻人逐渐减少了对传统婚姻和家庭模式的依赖。此外，性别平等观念的提升使得女性在教育和职业发展方面获得更多机会，逐渐摆脱传统家庭角色的束缚，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事业优先，从而推迟婚育或是减少生育。

　　其四，在个人选择和客观阻力共同作用下，生育年龄的推迟使许多女性还面临生育困难或不育的问题，这也进一步影响了整体的婚育水平。

　　这些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即推迟生育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复合影响。在不同群体中、不同条件下，各因素的优先序各有不同。

　　专项调查结果则额外揭示了婚育推迟因素的影响排序。调查显示，首先，经济压力是制约“晚婚”群体结婚决策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婚前婚后面临的高房价、高结婚费用、高教育支出问题。其次，谈恋爱或结婚的时间成本也很高，导致人们难以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再次，在“晚育”群体中，宏观经济环境和生育支持政策环境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很大，同时，超七成受访者担心生育会影响其自我实现和提升。调查还显示，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转变，生育不再是婚姻的必需品。影响“少育”群体再生育意愿的因素则包括育儿经济成本高、时间成本高且主要由女性承担、孩子的效用发生转变等，尤其是随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孩子的养老保障效用下降，在生育成本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许多家庭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

　　多维政策发力助力消除婚育阻力 鼓励适龄婚育

　　虽然推迟婚育已成为社会发展趋势的一部分，但许多年轻人推迟婚育是外部环境所致，而非其主动选择不婚不育。如果社会环境改善，中国的婚育水平则可能会有所回升。

　　因素研究的多维性也提示我们，在政策层面，单一形式的支持政策往往难以有效解决年轻人在婚育过程中面临的多重挑战，构建全面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和低生育率挑战的关键。这样一个体系应覆盖经济、社会、制度等多个维度，并以协同作用促进婚育友好型环境的形成。国内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包括时间支持、经济支持、服务支持和文化支持的政策体系，旨在通过改善社会福利、增强育儿支持、降低生育成本等措施，帮助年轻人在合适的时机顺利步入婚姻和生育阶段。

　　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发布，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和“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旨在降低家庭育儿成本，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这些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针对措施的有效性，专项调查显示，不同群体对不同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价存在差异，“晚婚”群体更看重“发放住房津贴或配售公租房”和“完善孕产期保健服务”政策，“晚育”群体更看重时间支持类政策，“少育”群体则更关注住房问题和工作时间的灵活安排。“降低孩子教育费用”“发放育儿津贴”和“提供带薪育儿假”是三类群体普遍的政策诉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生育支持政策与人口支持政策的有机结合，不仅是应对当前人口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未来，我们应从政策的有效性出发，对现有的支持政策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其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定期检查政策实施的效果，还要及时了解年轻人在婚育方面的实际需求和面临的挑战，以便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