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明往往从城市中诞生。城市，作为文明人的自然居住地，不仅涵盖了街道、建筑等基本生活设施，也包括行政机构与管理的设置，更体现了社会意识与文化价值的整体。以往对于现代城市的研究，集中于讨论城市的自然发展过程，尤其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为典型。帕克和伯吉斯提出同心圆理论，认为城市的扩张由中心区向四周不断辐射，形成一个同心圆结构，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出现了财富和资源的差异化分布，社会面临分化和再组织化。这一过程被看作是新陈代谢的合成与分解，现代欧美大城市普遍遵循同一条发展路径。

　　侯丽教授的新书《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以下简称《大庆》）以石油城市大庆为个案，描绘了共和国初期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理念。受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召，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庆的城市建设以消除三大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脑体差距为核心目标，形成“去城市化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与欧美大城市的发展路径呈现出明显差异。

　　这一图景是如何实现的？工业化发展与城市建设如何形成良性促进关系？它是如何受到国家政治理想和发展规划的影响？《大庆》以宏观的历史文化视野和丰富的田野调研材料书写了大庆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的整个过程，书中穿插了一位女规划师于1962—1975年的大庆生活，将历史叙事与个人感受相结合，共同见证了大庆石油开发与矿区建设的历史。正如作者所言：“大庆的故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历史的缩影。”

　　《大庆》以时间为线索，勾勒了大庆油田由1959年成功钻出第一口产油井，到1980年将大庆矿区升级为大庆市的历史发展过程。书中主要围绕着大庆油田的全面开发、大庆矿区的规划建设与大庆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三个主要内容展开，说明了共和国初期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与中国城市建设的社会主义方案。

　　大庆油田发现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威胁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大庆油田的发现，缓解了能源危机，作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陆上油田，四年后大庆贡献了中国原油产量的50%。

　　大庆石油的开发建设是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典案例。石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增产，与国家的全力支持密不可分。《大庆》说明了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如何从中央和地方层面发动全面动员，为石油开采提供战略支持。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同意了油田开发的提案后，中央调动各个职能部门和各级政府，包括解放军，为油田开发提供物资战略保障。石油工业所需的钢材、管道、电缆、资金、交通、电力等生产材料一应俱全，解放军动员3万名退伍官兵作为核心劳动力，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提供粮食、衣物、供水等生活保障。油田在一年内投入生产，三年后原油产量达到440万吨，几乎占据全国原油供应量的一半。大庆油田的开发成为新中国自主发展重工业的标志性胜利。

　　石油的开发将上百万人带到大庆，出现了新中国城市化的小高峰。面对如此规模的工业人口，当地没有足够的住房等基础设置。一开始，人们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下艰苦创业，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到了1963年油田全面投产，大庆的城市建设提上日程。

　　该书以大庆的城市规划为线索，全面考察了新中国工业城市建设方案的调整变化。新中国城市建设的目标是服务工业生产，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工业城市规划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为依据，将旧城作为行政中心，将工业用地移至城市外围。50年代后期，在厉行节约的目标下，国家改变政策，推行降低非生产性建设的标准，鼓励将工业项目建在城市现有的建成区域，改造既有设施以加大生产。

　　大庆的建设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方案。严格来说，大庆并不准备建设一座城市，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矿区”。在城市设计之初，大庆放弃了建设经典“中心城市”的方案，而是根据厉行节约的精神，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男工女农”“一井一户两亩地”的模式，建立了分散的、类似农村的矿区居住点。根据油田的分布带，在各个采油厂附近设立居民点和中心村，以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所需。人们住在由干草和泥土混合的“干打垒”住房中，房屋就地取材，节约成本，矿区生活景观更类似于农村而非城市。

　　日常服务设施围绕在居民点和中心村周围，居民点附近有热水管道和公共厕所，中心村则有更多基础设施，如杂货店、理发店、澡堂和诊所等。油田工人的孩子们到了上学年纪，中心村附近出现了小学和中学，由于学校需要更大的公共空间，建设了与“干打垒”不同的砖房，只有人民医院和设计院是楼房，其余都是土坯房。

　　大庆的城市建设被总结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十六字方针，农业生产能够解决工业人口的口粮，工业则又提升了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居民点的水、电、道路等大部分生活设施与生产设施结合使用，污水、粪便可就近用作农业肥料，实现良性循环。社区中的食堂、托儿所、诊所等公共服务节约了工人的时间和精力，人们能够更好地投身生产中。大庆模式兼具农村和城市的特点，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消除三大阶级差距”的社会主义理念，在当时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新形态。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三五”计划期间，国家将大庆模式视为典型，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庆模式体现了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庆矿区投资少、收益高，是“多快好省”的典型，振奋了革命的精神。同时，作为“社会主义新型矿区”，大庆融合了工业生产与农业种植两种生活方式，“三大差距”被取消，社会主义理想得以在现实中呈现。一时间，全国掀起了去中心化和城市乡村化的浪潮。大庆的“去城市化工业发展模式”成为中国式工业城市的代表。

　　该书指出，大庆模式是在国家大幅缩减城市建设成本下应运而生的。人们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仍能维持高水平的生产奇迹，正如作者所说：“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庆的石油工人多是从军队转业，在空闲时间参与农业生产，他们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工、农、兵”的结合，被赞许为“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自觉性”的现代工人。像这样的石油工人有千千万万，书中化名晓华和阿松的年轻夫妇，在大庆经历了严寒、饥荒、缺少住房、患病、批斗等种种困难，仍然坚持从事生产，将青春献于祖国的建设之中。

　　作为颇具代表性的新中国城市史研究专著，《大庆》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工业城市的建设方案。大庆的建设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石油工业开发与社会主义理想共同作用的产物，它体现了共和国前30年人们在经济困难条件下铆足干劲、艰苦创业的坚定信心。在大庆油田开发后的20年，中国已经由石油进口国变为出口国，石油供给为经济的全面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这一变化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紧密相关，同时也离不开像晓华和阿松这样的石油工人的辛勤奋斗。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