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典浸润人生，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一个突出特色。因成人培养及科举考试的双重需要，中国古代教育重视阅读经典，旨在培养重道的实践性人才。如何指导阅读呢？这要经过一个逐步理解的浸润过程。在韩愈、柳宗元之前，中唐复古的风气逐渐形成了代群承传的进程，从萧颖士、李华到独孤及、梁肃，再到韩愈、柳宗元，逐渐形成了师承传统，文学教育传承在古文运动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师在传道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往往将文学、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人文知识熔于一炉，故而柳宗元将其文学教育思想融入对文学教育的阐述之中。柳宗元认为，文学教育的核心功能就在于传道，而文则重在明道。读他的书信就会发现“道”的重要性，刻意为文不是文学家的第一选择，文章既要明道又要富有文采。

　　在柳宗元的思想视野中，尊崇师道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他的明道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柳宗元认为，文学教育中师者的第一目标在于传道。思想的阐发离不开原典，传道而能循之渐进，方得以步入广阔的阅读空间，可谓功莫大焉。《论语》有“侍坐”一篇，谓夫子循循善诱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传道要重视师道，师道的内涵在“导”。柳宗元对师道的认识与韩愈有许多相同点，柳认为“师者”存在的意义就在传道上，而道德正统又在儒家之道。韩愈是尊崇师道的提倡者，不仅在文章中宣扬师道的重要性，而且身体力行，敢为人师。《马说》《师说》等文章均强调了师者的重要性。

　　柳宗元所写的书信、序论中，同样强调师者引导功能的重要性。他的《送易师杨君序》认为，如果没有引导者就会“离其原，振其末”而使人昧于理，道之传承就会被阻碍，进而出现“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的局面。在他看来，只有尊崇师道，才能懂得社会规范，通过对“道”的传播，形成具有确定性的社会理念。

　　关于师生关系，柳宗元对于是否有师者之名并不看重，时常担心好为人师给自己带来新的祸患，而且对于师者是否能够有所为持怀疑态度。如果仅求师名而不得其实，恐怕为人耻笑，所以柳宗元说：“吾子所云仲尼之说，岂易耶？仲尼可学不可为也。学之至，斯则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败国，卒中矢而死。”这才是他最为担心的，未行己道而仅得师名的下场一定会很惨，韩愈为人师形成的困境历历在目，自己“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更不敢为之。不过，柳宗元直言自己仅仅是“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

　　“道”已可见，通向大道的过程则需要授业。有道可传，授业则是传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者一旦生惑，必然发问。所提出的问题或是对道本身的质疑，或是拘泥于章句的问题。柳宗元认为，面对问题如何解惑是考验师者智慧的一个方面。对原典的释读是否得当是能否解惑的关键环节，这一环节要求释读者能够高屋建瓴。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师友箴》等文章中，借避为师之名而谈为师之道，感叹时人不尊师，叹惋的同时更是着力针砭时弊。在《师友箴》中，柳宗元认为“举世不师”就会“道益离”，道之不行，必然会形成并不规范的社会秩序，只有“交以为师”，才能形成良好的师友关系。

　　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师者，在师者传道的内容和标准上柳宗元也有自己的看法。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避师名的柳宗元不要虚名，而得其实，在文中详细地指导了一番，而且颇为热心。从韦中立要以他为师入手，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解释了自己不愿为师名的原因，对师道的丧失痛心疾首，他追溯了师道不存的发展历程，在师道浇薄的风气下，“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认为世风的形成与师风密切关联，只有重师道才能形成有秩序的世道。

　　经典阅读在于“导”

　　文学教育要通过师承体现出来，主要体现在关于父辈师友的记录中。柳宗元在指导青年才俊时总不忘告诫他们效法经典，尤其是要效法六经，在根源上打好基础。根于经典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他关于父亲柳镇的文章，在论及父亲的文章取法时，柳宗元首先提及的就是六经。他认为，父亲的处世观念“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

　　师者的水平决定了能否成为明师和名师，在给秀才、贡士们的书信中，柳宗元一再强调要以弘道为主，入门须正，尤其要研读经典，不能依靠旁门左道。柳宗元自身就是榜样，周边文士纷纷从其问学，从“凡经其门，必为名士”的教育效果来看，他的教育思想在具体的行为中得到了落实。柳宗元形成了文学教育中的师道观：师者，是引导者，自身要达到一定的思想境界；师者，是智者，要指引学者进入大道的途径；师者，是思想者，自身要勇于承担时代的精神负重。

　　传道者要知“道”，授业者要知“导”。“导”什么？导以学文的方法。“导”中有疑，则需对话。由一水奔流而感知到“飞流直下”之势，并由此体味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真意，授业的目标自然就此完成。柳宗元大量阅读了同时代人认同的经典著作，写下了为数不少的阅读札记，透过对这些经典的解读，特别是对经典文本的释义质疑，由此进入“解惑”的层面。

　　柳宗元就自己的思想与韩愈、刘禹锡、吴武陵等人对话，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对于经典著作依然要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只有通过解读才能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针对《非国语》，他与吕温、吴武陵两位好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述及自己作《非国语》的目的就是要“明圣人之道”，认为《国语》之中掺入了太多的芜杂内容，而以儒家之道予以廓清是梳理思想的一种途径，只有这样，圣人之道才会得到彰显。他认为，蕴含“道”的作品才会成为文中的经典。柳宗元身处中唐，正是唐宋思想转型的过渡时期，他显然接受了时代的影响，强调了文学教育中“尊师”的重要性，使得自己成为思想转变的引领者。

　　师者要引领实践

　　柳宗元的文学教育思想与他的文学观密不可分。“贯道于文，以道衡文”是他的主要思想。（参见郭丽《唐代教育与文学》）柳宗元阐述了文以明道的三层意义。

　　第一是阐述文学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文学观念到韩柳这里，试图以文体文风之改革推动社会变革，柳宗元的思想核心就是强调道统的重要意义。崇尚道统，在他的历史观、文学观、创作观中均贯穿始终。第二是文学教育传统与当下创作的关系。复古与生新是古文家思考的一个问题，柳宗元也不例外。通过对经典的尊崇与质疑能够看出他对“古”与“今”的辩证认识。第三是文体嬗变与价值取向的关系。中唐前期的古文家将道的意义直接从思想领域带入文学领域，文字本身经常处于次要地位。韩愈、柳宗元则以创作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实践过程。柳宗元的文学世界是他的心灵世界最为绚烂的一道风景。从内心深处来说，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政治理想才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他的一部分文学作品呈现出接受文学教育的一面，有对现实世界的思考，有积极入世的强烈愿望；另一部分作品则重在发现山水之趣，于山水之间寻求自我解脱的心灵慰藉。柳宗元的文学教育思想始终贯穿于创作进程之中。

　　柳宗元以质疑经典精神引导以学文之道，亦以此开启了唐宋思想转型的先声。“为往圣继绝学”正是师者存在的价值所在，我们在继承传统并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思想之精髓融为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润物无声而万物生长。现代文学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激活传统，中华传统文学教育思想之精华一旦融入文化建设的洪流中，就能够发挥文化重建的作用。站在为中华文化立言的高度观之，将中国古典教育文化之甘泉融入新时代教育理念的生命体中，文化经典的深邃之义得以发微，新时代读者必循引导之路向而渐入胜境。

　　（作者系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