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边地文学中，基于史诗重构的小说创作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阿来的《格萨尔王》、刘亮程的《本巴》，在情节和人物上明显与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相关。但上述小说并不是对史诗的复述和改写，也不是在水平意义上对史诗进行拓展和延伸，而是在新的精神层面上的审美创造。这种审美创造表现为把说唱者与听众相融合的史诗说唱活动转化成个体性的创作审美活动。从这些小说对“仲肯”“奇”（史诗说唱人）的塑造即可看出，它们与史诗说唱、复述处于不同层面。小说中史诗说唱人的出现让史诗降格为小说的内容，从而把史诗的神圣性还原到现实生活维度。但这一转化并非依赖创作主体自身完成，它关联着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变迁与聚合。（参见赵顺宏、卜梦怡《论当代汉语边地小说的审美发生》）

　　两个叙事维度

　　与基于作家个性创造的神话重述明显不同的是，基于活态史诗的小说重构极力维持着两个叙事维度：一是现实叙事维度，一是神异故事维度。并且，这些小说总是在两个叙事维度之间保持一种紧张关系。作为活态史诗的神异故事，本身是活态化的，处在流传、演唱过程中，自身具有演变能力。这种演变不只是情节的衍生、演变，同时包含情绪、心理上复杂的互动、协同等。此外，由现实叙事与神异叙事构成的感受、解释空间也要空阔、灵活得多。

　　《格萨尔王》不是单纯的史诗故事，不是某位“仲肯”隐身其间的史诗故事，而是在双重意义上，既是在神异故事（格萨尔）的层面，也是在说唱人晋美的故事层面展开其故事情节。这部小说在找到这种叙事结构、确立这种叙事框架的时候，整个作品便立刻获得了叙事的活力。我们看到，作品的两个叙事层面既自由延展，也相互交错，既互为补充，又构成相互竞争之势。晋美只有在虔诚状态下才能进入神异的故事（史诗），但随着故事的进展却不断带来疑惑，这样就构成了对神圣/现实关系的挑战，由此形成作品复杂的真实论，同时，也是复杂的价值论。

　　《本巴》是基于史诗《江格尔》延伸和重构的作品，但这种延伸不在史诗人物或故事情节上，而是在史诗的奇幻想象与现实世界关系的深度探寻上。这突出地体现在作品对史诗情节的深度改写，主要写了三个故事：一是搬家的游戏，二是捉迷藏的游戏，三是做梦的游戏。

　　在诸种史诗文本中，说唱人是隐身的，我们无法看到说唱者的身影。《本巴》在前半部也深度隐藏了其中的说唱人，似乎只是史诗人物的故事，但在小说后半部分，说唱人“齐”（也就是“奇”）逐渐摆脱了故事的笼罩，使小说中史诗故事的意味发生了改变。作家说：“这个故事奇点被我隐藏在小说后半部。”（刘亮程《一个人的时间简史——从〈一个人的村庄〉到〈本巴〉》）所谓“奇点”也就是小说叙事发生颠覆性改变的地方，表现在作品中也就是人物转变为“江格尔齐”的地方。

　　《格萨尔王》中，说唱人与史诗故事构成一种均衡性的对峙，表达的是虔信与疑惑之间的张力；《本巴》中，说唱人的出现则造成史诗故事的深度翻转，由此形成一种夺胎换骨式的故事嫁接。在这种嫁接中，我们看到的是史诗文本的延伸与膨化。这自然会带给读者这样的思考：这种延伸与膨化有无边界，人们会沉睡在史诗故事之中吗？

　　说唱人背后的叙事者

　　在《格萨尔王》《本巴》等基于活态史诗重构的小说中，说唱人浮现在叙事过程中，让通常的史诗故事在创作中蜕化为可以自由支配的史诗元素，打造出既带有史诗色彩的故事，又带有开阔叙述可能的作品。因此，整个作品的完成端赖创作中的叙事调控，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叙事者与说唱人之间的关系。

　　叙事者与说唱人的关系可以表现为多个方面，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说唱人角色的设置，二是说唱人与叙事过程之间关系的处理。说唱人角色的设置意味着叙事者要让叙事内容在何种意义上与之产生关联。比如，《格萨尔王》中的史诗故事说唱人晋美是一个牧羊人，是一个神授的说唱艺人，作品对他的这种定位显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现实生活中的史诗说唱艺人。

　　说唱人与叙事过程之间关系的处理，同样体现为一种叙事操控。换言之，这种基于活态史诗的重构也是一种小说创作的样式、一种特别的叙事表达。这里所说的说唱人与叙事过程的关系并非各种可能的人物或事件的具体关系，而主要是从叙事学的意义上，在叙事的伦理性或真实性等层面展开的分析。如果说《格萨尔王》从叙事伦理的角度表现出史诗神话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紧张，那么，《本巴》则从真实性上扩展了叙事的表现力度。作品对史诗故事（叙事文本）的真实性，及其与现实之间的转换，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艺术的表达。

　　“真实”更多体现为真实感，它取决于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但当人物在梦境中交锋，当史诗故事与真实现实模糊边界之时，“真实”的问题便在新的向度上发生了。在这种叙事者的鼓励下，甚至产生了故事人物对说唱人的疑惑。“梦是我们在齐创造的世界里，多余出来的生活。在梦中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说梦者。”（刘亮程《本巴》）这是故事人物策吉回答故事人物江格尔有关“那边”的情况时的回答。

　　别样的形式意味

　　《格萨尔王》《本巴》等小说看上去有复杂的叙事技法，带有浓厚的实验色彩，让人想起先锋小说的形式特征。但是，先锋小说中，无论是基于语言的形式建构，还是基于叙事的形式建构，都与创作主体紧密相关，是来自创作主体的形式构造。这种基于活态史诗的小说重构，当然也离不开创作主体的影响，必然会打上创作主体的烙印，带上创作主体的色彩。阿来创作中的诗意化色彩是一以贯之的，《尘埃落定》是这样，《格萨尔王》也是这样；刘亮程的作品带有形式实验的意味，《一个人的村庄》是如此，《本巴》也是如此。但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解释上述基于活态史诗重构的小说的文本形式意味。也就是说，这种形式意味并不能仅仅从创作主体角度加以解释，这种形式意味明显带有史诗元素和史诗思维的痕迹。

　　上述写法极大突破了传统以现实经验铺展为主体的现实主义，或以创作主体抒情为主导的浪漫主义，或以形式创造为侧重的现代主义等，这里的形式建构无疑与史诗元素包含的内在神异性相关。这里的时空跨越、诗性传导、时间伸缩与变形，都与活态史诗背景相关。这种活态史诗背景既赋予这些作品形式构造的动力，也赋予其深度阐释的可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融汇视野中的当代汉语边地小说研究”（20BZW16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