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历代中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赞道：“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他的另一首中秋词《念奴娇》（凭高眺远）虽然知名度不及《水调歌头》，但艺术成就也很高。历代词论家评价苏轼这两首词，许多都着眼于其中超然出世的旷逸情怀，用“仙”字来形容它们。就《水调歌头》而言，李佳《左庵词话》说“有仙气缥缈于毫端”，先著、程洪《词洁》说“自是天仙化人之笔”，江顺诒《词学集成》说“词而仙者也”。就《念奴娇》而言，李攀龙《新刻题评名贤词话草堂诗余》也说它“令人翩翩然，有羽化登仙之态”。

　　苏轼中秋词中的这种“缥缈仙气”，与其中化用的神仙故事有关。这些故事，宋代傅干为苏词作注时就已经注出了若干条，当代注本如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也已标明，但如果集中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它们与苏词风格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三句中化用了三个神仙故事。“我欲乘风归去”出自《列子》。《列子·黄帝》云：“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苏轼这句词显然是将“我乘风乎”和“乘风而归”两句融二为一。“琼楼玉宇”一句所依托的故事见于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翟天师尝于江上望月，或曰：‘此中何有？’翟笑曰：‘可随吾指观之。’忽见月规半天，琼楼金阙满焉。”“高处不胜寒”则出自一则明皇故事。《明皇杂录》云：“八月十五夜，叶静能邀上游月宫，将行，请上衣裘而往。及至月宫，寒凛特异，上不能禁。”

　　《念奴娇》包含了五个神仙故事，其中有两个和《水调歌头》中相同。“玉宇琼楼”就是“琼楼玉宇”，不过次序加以更换。“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也类同于“我欲乘风归去”，二者字面相近出处也相同。“何用骑鹏翼”则明显用到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典故。“乘鸾来去”依据的是另一个版本的明皇游月宫传说。旧题柳宗元《龙城录》云：“有素娥十余人，皆皓衣，乘白鸾，往来舞笑于广陵大桂树之下。”“水晶宫里”一句的出处见于《逸史》：“卢杞尝腾上碧霄，见宫阙楼台，皆以水晶为墙，有女子谓曰：‘此水晶宫也。’”

　　这两首苏词涉及如此众多的神仙故事，又点化自然，宛若天成，普通读者虽不知其出处，但依然能感受到游仙意味。苏轼写过多首节令词，涉及端午、七夕、重阳等众多节日，除中秋词外虽不乏佳作，但其中很少用到神仙故事，也就少了几分飘然出世的意趣。

　　宋代文人多是作家、学者、官员三者的一体化，博览群书，学识丰富，苏轼可以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苏轼的老师欧阳修评价青年苏轼说：“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杨万里《诚斋诗话》）苏轼的学生黄庭坚也称赞苏轼“胸中有万卷书”（《跋东坡乐府》）。读书广博的文人笔下往往用典繁多，表现出显露才学的创作倾向，苏词和苏诗都有这个特征。旧题王十朋《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序》说：“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笔力高超，能够做到熔铸前代故事宛若己出，“如水中盐、花中蜜，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借用钱锺书《谈艺录》中语）。张炎《词源》认为“词用事最难，要体认着题，融化不涩”，这两首中秋词所化用的神仙故事处处贴合明月又毫无斧凿痕迹，显然是达到了这一要求。

　　苏词中的用意和造语都堪称深微，但总体风格却能做到豪放清旷，自然天成，这样的词句也必然是“看似寻常最奇崛”（借用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中语）。对于词中所涉及的神仙故事，读者不知道也不会影响对词意的理解，但知道后就能有更深入的体察。可见诗词注释虽与评点不同，仅是注文字含义和典故出处，即题材和字句溯源，但注中摘录相关文本作为参照对象，也会影响读者对作品风格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注释在阐释文本的同时体现出某种导向性，暗含有文学批评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所化用的这几个神仙故事，都在道家道教的范围内。如《列子》是仅次于《老子》《庄子》的道家基本典籍，别称为《冲虚经》，而叶法善（静能）和翟乾祐都是唐代的知名道士。这与苏轼的成长经历与思想倾向有关。苏轼生长于道教文化氛围浓厚的蜀地，少时曾就学于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他在《众妙堂记》中说：“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苏轼成年后融通三教，对道家思想极为熟悉和了解，也有很深的认识和体悟，他在《上清储祥宫碑》中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他的众多名篇佳句，如《和陶饮酒》中的“唯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坠车终无伤，庄叟不吾欺”，《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前赤壁赋》中的“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物与我皆无尽也”，《后赤壁赋》中孤鹤与道士间的幻化，都透露出道家的意趣。一定程度上讲，道家思想是苏轼文学创作的底色，并影响到了他诗文词的风格。

　　《水调歌头》中，苏轼依托于三个神仙故事，写出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样极为精妙的三句词，成为豪放之作的典范，也引来了众多仿效者。元李冶《敬斋古今黈》引用上述词句后说：“一时词手，多用此格。如鲁直云：‘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蜺。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盖效坡语也。近世闲闲老人（引者注：指赵秉文）亦云：‘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真。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身。’”除词而外，诗中化用这三句的情况也不少。白玉蟾《题西轩壁》正用其意：“昨夜梦回天上去，琼楼玉阙不胜寒。”王十朋《府帅王公中秋宴客》反用其意：“兴来端欲乘风去，不怕琼楼玉宇寒。”这些词句、诗句都带有几分仙境意味与游仙色彩，也可以说是间接得到了这三个神仙故事的滋养吧。

　　中国古代文人别称中带有“仙”字并得到公认的，只有李白和苏轼二人，李白被称作“诗仙”，苏轼被称作“坡仙”。苏轼被称作“仙”，始于他生前月下面对大江听人唱《水调歌头》时之自比。蔡絛《铁围山丛谈》云：“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倾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可以看出，对超脱尘世的向往和神仙风范的仰慕早已内化为苏轼的一种人生追求。黄庭坚曾称赞苏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跋东坡乐府》），可见在苏轼同代人的心目中，他已与神仙风范联系了起来。时至南宋，“坡仙”成了文人对苏轼的普遍称呼。明清两代用“仙”字来概括评价苏轼及其文章的说法很多，如吴闿生《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引刘大櫆语曰：“长公笔有仙气。”刘熙载《艺概》中说“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况周颐《蕙风词话》同样认为“坡公天仙化人”。

　　后人尊称苏轼为“仙”，除了苏轼所独具的人格魅力与处世姿态之外，主要是着眼于他诗文词中所流露出的那种旷达洒脱、超越凡俗的精神品格和清旷高拔、意态幽远的美学趣味，而对神仙题材的运用与叙写是形成这种风格的重要因素。冯煦在《东坡乐府序》中这样评价苏词：“独往独来，一空羁勒。如列子御风以游无穷，如藐姑射神人吸风饮露而超乎六合之表。”“列子御风”和“藐姑射神人”都是苏轼喜好用的典故，而又被冯煦用以比喻苏词的创作风格，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超凡脱俗意趣与神仙题材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