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重要思想家约翰·哥特弗雷格·赫尔德（1744—1803）深受康德前批判时期思想的影响，也是康德最喜爱的学生。然而，在康德转向批判时期的先验哲学后，赫尔德成为其最早的批评者之一。在《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元批判》《美的诞生》和《促进人性的书信》等著作中，赫尔德对康德先验论立场下的理性观、人性论、认识论、道德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这些批判不仅是对康德个人哲学思想的回应，更是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思潮的深刻反思和对启蒙思想自身的深化。

　　康德与赫尔德之间的分歧不仅体现了德国启蒙思想内部经验与先验、理性与信仰、自然与自由、历史真理和理性真理之间的张力，同时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思考方式——康德的先验主义与赫尔德的历史主义的对立。康德的先验主义强调从先天性、普遍性和纯粹性来分析人类心灵对象的可能性条件，赫尔德的历史主义则主张从经验性、个体性和过程性来理解世界、自我和知识。他们的这种分野集中体现在对人类理性的不同看法上。康德主张人类具有一种自律的、普遍的和脱离一切经验要素的纯粹理性，赫尔德则认为，理性是历史地生成的，受不同文化和民族语言的本质性影响。总之，康德力图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和人类行为的普遍规范以及先验前提，赫尔德则更多地从文化和语言的视角来解释人性与世界的历史生成。概言之，赫尔德主要从六个方面批判康德的先验哲学。 

　　第一，对康德先验人性论的批判。康德从先验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性是一套超时空、非历史和去文化的普遍结构和法则。赫尔德基于历史主义视角，主张一种表现主义的人性观：人的本质不是先天设定的，而是深深植根于他生活的世界和归属的文化之中，并在人实际的生存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立足于表现主义的人性观，赫尔德批判康德人性论的两个理论缺失，一是康德对人性理解的抽象化与普遍化倾向，忽视了人性在具体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多元性和生成性，二是康德用科学主义的方法将人性抽象为干瘪的法则和空洞的规则，忽视了人的价值偏好、情感差异以及文化根性。

　　第二，对康德先验认识论的批判。在赫尔德看来，康德先验认识论的核心在于“划界”：一方面将人的心灵能力划分为知、意、情三种，并把认识能力进一步划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它们共同构成一套具有主观普遍性的先天认识结构，另一方面将对象划分为现象和物自体，人的认识能力只能及于现象，无法达至物自体。赫尔德反对康德的这种“划界”。首先，他认为人的心灵能力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感性、知性和理性更是相互交织，共同将人的认识历史性地表达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其次，他认为现象和物自体之间不存在质的区别，它们只是事物不同的呈现方式。同时，针对康德对时间、空间和知性范畴的先验理解，赫尔德认为最基础的元概念应该是存在（Sein）、力量（Kraft）、此在（Dasein）和持续（Dauer），其中存在是最基础、最感性、最丰富的本原性概念，由生命力量具体呈现出来，成为一个个具体的此在，此在的存在形式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持续。这样，康德那些先验的概念在赫尔德这里就都成为在最直接的经验中有其起源的概念。

　　第三，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批判的要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康德对实践理性的理解。在赫尔德看来，康德将理性的实践运用与理论运用截然区分开来是不正确的，因为人应该按照他已能认识到的东西去行动，这就意味着行动必然包含了认识的因素，不能够脱离理论理性来单独理解实践理性。二是康德理解的道德信念问题。赫尔德认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万事万物的目的就是道德？如果理性真的颁布道德法则的话，为什么理性不可能是一种异己的力量，特别是当感性与理性被分隔开来而使人成为一个双重存在者的时候？与康德不同，赫尔德主张人之本性是历史性生成的，人性的历史性生成和完善的过程就是人道，它的目标是发展出人的一切有益力量。

　　第四，对康德先验美学的批判。康德将审美界定为人类认识能力的协调或和谐，将美视为德性的象征。赫尔德认为康德的美学理论无法解释音乐和雕塑这样的审美现象，他主张从人的感觉来解释审美（如触觉与雕塑、听觉与音乐），即美是人类感觉的完满性的表达和体现。在赫尔德看来，愉悦是我们最直接的感觉，它独立于判断而产生，与美的愉悦并不对立，而是美的愉悦的先驱或伴随现象，因此康德基于判断理论将美与愉悦严格区分开来是不正确的。此外，赫尔德反对康德根据目的概念对艺术和自然作出区分，认为应当从作用的无限性或有限性来区分自然的艺术和人类的艺术，强调自然也是艺术家。同时，针对康德通过无限性来定义崇高的做法，赫尔德指出，重要的是结合能够度量无限的尺度来思考无限。

　　第五，对康德历史哲学的批判。康德与赫尔德就历史哲学的诸多问题产生过直接的争论，这些争论的核心是对将人类目的类比于自然目的的合法性的不同理解：赫尔德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类比发现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具有某种“目的性”；康德则认为，通过类比永远只能获得其客观实在性无法证明的主观“合目的性”。赫尔德的“目的性”概念主张人类历史通过丰富的文化不断地展现和走向“人道”，康德的“合目的性”概念则既不是自然的概念，也不是自由的概念，而是使自然向自由的过渡得以可能的先验概念。

　　第六，对康德宗教哲学的批判。康德从纯然理性的立场出发，基于现象与自在之物的二元划分，认为上帝理念是理性实现至善的保障，其基础是道德。他由此走向理性宗教，并以理性为据对传统的启示宗教进行先验主义的批判。赫尔德对康德理性宗教观的批判主要有两步。首先，康德关于自在之物与现象的二元划分拒绝了神学本体论，赫尔德则将自己的宗教哲学建立在经过他改造之后的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之上。在赫尔德看来，世界的本质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活力”，不同事物只是“活力”的不同显现方式。其次，针对康德的理性道德宗教，赫尔德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建构，不是人类真实的宗教，真实的宗教是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历史地生成的人道的最高表达。所以，尽管赫尔德与康德都对传统基督教进行理性改造，但赫尔德的理性却是经验理性，他从批判中挖掘出了启示宗教不为理性概念所规定的丰富内容。

　　康德与赫尔德之间的这些分歧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讨论，也为后续德国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例如，黑格尔吸收了康德与赫尔德的思想，发展出了辩证法的历史观。席勒也从赫尔德那里获得了灵感，提出了关于美育的观点。最近一二十年，学术界开始关注赫尔德的存在论、认识论、语言哲学、自我理论、解释学等思想，并认为这些思想仍是我们今天理解形而上学诸多问题的重要资源。因此，赫尔德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不仅具有哲学史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启示当代哲学讨论的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赫尔德对康德哲学之批判的系统研究”（20BZX08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