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凤翔县纸坊乡(今城关镇)高王寺村发现了一处秦国青铜器窖藏。高王寺窖藏距地表深约2米,出土青铜器共12件,其中鼎3件、豆1件、镶嵌射宴纹壶2件、敦2件、盘1件、匜1件、提梁盉1件、甗1件。
窖藏出土的两件镶嵌射宴纹壶制作精美,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高均为40厘米,口径10.8厘米,腹径23厘米,足高3.4厘米。小口、束颈、圆腹、平底,有圈足,肩部饰两只对称的兽面衔环。壶有盖,盖面上有三个浮雕鸭形钮,并饰有数只奔走的异兽纹。壶上共有各种动物、人物图案231个,中心主题可以归结为演武和享乐,为当时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壶为贮酒器。周原出土之伯公父壶盖上有:“作叔姬醴壶”的铭文。《诗经·大雅·韩奕》有“显父钱之,清酒百壶”之句。由此可以看出壶都是贮酒之器。壶也是礼器,是贵族宴飨或祭祀时不可或缺之物,有扁壶、圆壶、长颈椭方形壶等形式。青铜壶最早见于商代中期,流行时间较长,自商代至战国、秦汉以后尚可见到,器形变化相当复杂。西周早期的壶,一般都是单个铸造,壶体较小,有的有提梁。到了中晚期,发展为成对成双的铸造,型体也趋庞大。
镶嵌射宴纹壶本身的造型和同期铜壶相比,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特别之处主要在于壶身上用金属片镶嵌出各种图形,以带状斜角云雷纹将壶身分为四层。这种装饰上多层横带结构形式,既增加了铜壶的美感,又显得结构分明、内容饱满。
第一层为竞射图三组,倒刻于壶的颈部,描绘了练习射箭之人,自台基而上,站在高台之上将箭射向靶子的场景。在这组图像的左边,嵌绘一张像兽皮的侯(箭靶),侯下嵌绘一人提着两条大鱼,脚下有一鼎。这小段图像是弥补铜壶颈部三组图像连续构成后的空白部分,表明制壶艺人在画面经营位置上的灵活性。
第二层为弋射、渔猎图三组,处在壶的醒目位置,描绘了射箭之人或俯身或仰身或屈膝搭弓,将有绳子的箭射向飞翔的大雁。渔猎部分的雁凫刻画得精细入微,几个休憩在篱杆上的小水凫前后呼应关系处理得自然生动,大有呼之欲出,跃出壶外之感,表现出古代艺人高超的状物写实与概括能力。
第三层为宫廷宴乐图三组,人物冠戴服饰交代明确,生活用具清晰可辨,是一幅战国时代的贵族生活的图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建筑图样,为我们提供了早期斗拱的重要资料。我国的早期斗拱,主要见于辉县出土的宴乐射猎纹铜鉴、故宫博物院的宴乐纹铜壶以及成都百花潭出土铜壶上的建筑图样。然而,由于这些图样的斗拱结构模糊,给探讨汉代以前的斗拱及其发展带来一定困难。而凤翔县出土的镶嵌射宴纹壶上的回廊前檐柱头上,有方形平盘式的栌斗形象,清楚地表明了斗拱的原始状态,有学者称其为迄今所见最早的栌斗形象。
第四层为狩猎图三组,描绘猎人手持双剑或长兵器与野兽搏斗,为当时贵族举行狩猎活动的真实写照。
镶嵌射宴纹壶的图案制作工艺称为“嵌错”,也称错金银,是用金银或其他金属丝、片嵌入青铜器表面,构成各种花纹、图像、文字。镶嵌射宴纹壶所有图样都使用了镶嵌红铜片工艺,做工精细,人物及动物刻画准确生动,使器物获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新的思潮和观念兴起,整个社会生活从早期宗法体制中解放出来,作为祭祀的青铜礼器也就日益失去其神圣光彩,现实生活和人间趣味更自由地进入青铜器领域。这些生活场景纹饰的出现,不但是古代青铜器纹饰发展上的一大变革,而且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纹饰已从幻想的神的世界走向现实的人的世界,艺术手法也从图案式发展到有了场面和层次,出现了真正的绘画。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