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口、资源、信息等要素的集中地,超大城市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当前,超大城市发展面临从大规模增量建设向存量提质改造与增量结构调整并重转变,传统城市发展方式已难以匹配超大城市多元治理的内在需求,亟须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升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
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实施差异化、融合化、精细化的城市更新,积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城市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基础。
第一,实施差异化的城市更新。人口规模巨大的超大城市存在着美好生活的多元需要,要科学辨析各类民生诉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分类推进城市更新。一方面,加快城市存量资源升级改造,例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消防设施更新、重点公共设施维护等,守好基本民生底线;另一方面,科学推进城市增量建设,在实现基本民生保障的基础上,不断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要,例如推进改善型住房建设、打造城市公园、加强公共交通等,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二,实施城乡融合的城市更新。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必由之路。为此,要在充分尊重城乡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构建城乡生命共同体,促使和美乡村与现代城市交相辉映。一方面,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形成城乡功能的科学衔接与有效互补;另一方面,完善超大城市更新的体制机制,构筑城乡融合发展的坚实屏障,解决城乡之间在空间布局、要素流动、社会融合等方面的困境。
第三,实施精细化的城市更新。传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碎片化治理方式已难以满足超大城市庞杂的治理需求,运用科技手段及时研判城市治理现状、精准识别治理需求并快速响应的精细化治理方式,成为推动超大城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大力推进公共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加快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运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精准识别城市居民需求,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超大城市治理机制,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动超大城市治理向智治、善治转变。
统筹城市“硬件”与“软件”更新,系统推进基础设施、应急体系与韧性制度建设,是补齐城市安全韧性短板的重要路径。
第一,推进城市安全建设。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既是韧性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更是守护城市安全的生命线,大力推进地下管网等工程建设,筑牢城市安全韧性根基,是应对各类风险的重要支撑。具体而言,要加快地下综合管廊、老旧管线等更新改造,加强物联网建设和联网监测,及时消除“内在隐患”;加快城市排水防涝工程建设,全面提升城市防洪抗洪能力,稳妥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加快构建功能完善、顺畅通达的路网体系,系统化提升城市道路交通运载能力。
第二,推进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应急预案是基于城市安全风险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由于超大城市面临多重风险交织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要做好风险防范和应对,就需要及时对各类风险因素进行精准研判,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举措。一方面,要将风险安全意识贯穿于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全过程,在城市建设的规划中充分考虑各类安全风险因素,切实有效防范化解城市发展中的各类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各类风险因素的常态化排查,尤其是对重点领域、重大风险采取严防严控,从源头上化解城市安全风险。
第三,推进城市安全韧性制度建设。规范有效、切实可行的制度是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涉及经济、社会、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涵盖规划、建设、管理等多个环节,需要有标准化的制度科学有序地防范化解超大城市发展中的各类风险。在超大城市安全韧性制度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构建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市生活环境,为超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安全基础、韧性基础和制度基础。
坚持走绿色低碳、智慧高效发展道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和智慧治理机制构建,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
第一,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城市绿色发展的关键支撑,更是推动城市绿色转型、低碳发展的动力源泉。通过绿色技术的升级创新带动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转型发展,有效改善当前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合理运用碳排放权交易、排污征收标准调整等激励性规制政策促使企业节能减排,推动城市经济产出绿色化;另一方面,加强城市生活垃圾、汽车排放等生态环境绿色治理,推动城市社会产出绿色化。
第二,加快数智基础设施建设。数智基建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式创造经济价值,是加快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这就要求加快以北斗应用、5G网络、“千兆宽带”等为主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超大城市向“数智”城市发展。同时,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利于吸引更多人才、产业的聚集以形成规模优势,从而有效提升城市产业的集聚效应。通过人员、知识、技术等的集聚形成人才优势,产生城市数智化发展合力,促进城市的现代化发展;通过规模优势降低创新要素的流动成本,提供充足的人才与知识储备,为城市数智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三,构建智慧治理机制。高效智慧的治理机制是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逐渐从单位制向街居制转变,同时随着治理资源下沉与治理重心下移,逐渐形成以社区为重点、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智慧社区治理机制。一方面,智慧社区的出现重塑了传统链条式治理关系,形成多元共治的新局面,有效促进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在城市基层治理的常态互动中,逐渐由“人—人”转向“人—机”,打破了常规治理的空间限制,为更多治理创新机制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城市发展方式的不断转变,数智化的治理手段将促使城市治理由碎片化迈向系统化、一体化。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庆市委党校分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