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直（1901—1980），原名陈邦直，号摹庐，又号弄瓦翁，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生前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研究室与秦汉史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筹备小组组长等职。24岁时，撰成《史汉问答》二卷，39岁前刊行的著作有《楚辞大义述》《楚辞拾遗》《汉晋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列国印制》《周秦诸子述略》《摹庐金石录》等多种。陈直治学，师承清代朴学的传统，同时深受近代考据学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既重视文献资料，亦重视考古资料，提出了“使文献和考古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服务”的学术主张。陈直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工作地点的地理优势，致力于收集整理秦汉瓦当、砖文、玺印、封泥、货币、钱范、铜镜、陶器、漆器等文物，作为研究秦汉历史的资料，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陈直，江苏镇江人，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筹备小组组长，是秦汉史研究者共同敬仰的学术前辈。

　　朴实精深的治学态度

　　李学勤先生曾经著文《陈直先生其人其事》。他回忆：“我初次见陈直先生是在1962年，那时西大办校庆，我随侯外庐校长从北京前来。”“此后，陈先生就和我通信。”“有一次我在清人周霖（澍三）的陶文拓本中发现一种汉陶券，有‘买女三万’等文，即摹写一纸，寄给陈先生。”1980年，李学勤先生应张岂之先生之邀来西北大学，约定次日见陈直先生，但是就在即将见面的时刻陈直先生意外去世。李学勤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流露出深深的伤感：“从当天到参加陈直先生的追悼会，我一直深觉悲痛。如说陈先生与我有缘，我只在1962年和他相见一面；如说陈先生与我无缘，他却又在待我时过世，这究竟应当怎么说呢？”对于陈直先生的学术原则和学术路径，李学勤先生写道：“（陈直先生）治学朴实精深”，“学有端绪，却又能开辟新境。”陈先生一生治学的基本方针，就是他在《汉书新证》自序中所说，“以（《汉书》）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就陈直先生的实证学风和研究成就，李学勤先生予以充分赞扬：“我们知道汉代文物极为零散繁多，真是所谓片砖残瓦、散金碎玉，而陈先生却积几十年的功力，加以汇集萃聚，一一与文献相印证，为汉代研究别开生面。”“他开拓的道路，已为学术界大多数所肯定了。这正是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取得丰富的成果。”

　　王国维明确提出著名的古史研究“二重证据法”是在1925年。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观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的这番话起初影响学界时，陈直先生24岁。所谓“吾辈生于今日”之“幸”，也就是“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的历史机缘，陈直先生敏锐地认识并且及时地把握。他于是成为秦汉史学界实践“二重证据法”得以“取得丰富的成果”的最有影响力的学者。

　　走上秦汉史研究道路

　　陈直先生在社会动荡年代于金融机构谋生时，就潜心从事自己深心热爱的秦汉史研究。在早年精心研读秦汉文献的学业基础上，他充分利用西北秦汉文化重心地方丰富的遗迹遗物的考察研究，深化了对秦汉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他后来对秦汉史的许多透彻说明，也往往通过具体的文物考察实现。承著名学者、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推荐，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特别约请，陈直先生1950年起执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他当时人生路径的取向与现今一些人是相反的。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1962年2月出版，陈直先生是完成这一工作的功臣之一。这也许可以看作他成为《汉书》研究大家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后来使用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的人们，都应当记得当时文献学工作者的恩德。列入“中国史学名著选”的中华书局版《汉书选》，陈直先生也承担了重要工作。

　　1963—1964年，陈直先生曾经应翦伯赞先生邀请赴北京大学讲学，又应佟冬先生邀请赴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学。他当时的职称只是讲师。这样的情形体现了邀请者特别的慧眼，也说明陈直先生的学术地位已经得到承认。20世纪80年代笔者与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刘景录教授交谈时，他回忆20年前在东北文史研究所听陈直先生讲课的情形，依然表露出内心的神往。

　　《汉书新证》学术影响重大

　　陈直先生的学术代表作是《汉书新证》。这部《汉书》研究的名著，第1版195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后来作者又参与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的工作，“因此又将全部汉书，泛览一过，历四个月之久竣事。温故知新，签记偶得，于是始有撰写续证之计划。殆暑期休假，随读随记，经时半岁，又成续证二卷。思及新续二证，各自为书，容有未善。乃于六○年十月，合前后两编，再加订补，汇为一书，即今本也”。这就是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汉书新证》。陈直先生在书末自记：“一九六一年二月写竣，一九六四年二月第三次校补，一九七二年二月第四次校补，一九七七年八月第五次校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陈文豪教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辑发表了《〈汉书新证〉征引新史料析论——民国以来的汉代新史料与史学研究举隅》。1999年9月参加西北大学召开的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又提交了题为《〈汉书新证〉版本述略》的论文。《汉书新证》成为史学史和史学方法研究的对象，足证其学术地位得到肯定，其学术影响受到重视。

　　汉代政论家贾山回顾秦代交通道路建设：“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什么是“隐以金椎”？学者或有不能准确理解者。张麒麟《中国史纲》得到很多赞誉，但是对秦驰道的形制则有误解。其中写道：“（秦始皇）修筑脉通全国的‘驰道’……道宽五十步，道旁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路旁筑得坚而且厚，遇着容易毁坏的地段，并且打下铜桩。”“隐以金椎”被解释为“打下铜桩”。而陈直《汉书新证》提示了正确的解说：“直按：周寿昌谓隐即稳字，以金椎筑之使坚稳也。考《全后汉文》卷九十八，《开通褒斜道石刻云》：‘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稳。’借稳为隐，与本文同，周说是也。”

　　《汉书新证》对于《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有很多精彩论说，可以为我们读史提供启示。如“陈仓，注有羽阳宫，秦武王起也”条：“直按：羽阳宫遗址，今在宝鸡东关外火车站对岸，宋时即有羽阳瓦出土，见于《渑水燕谈录》卷八，现出土有‘羽阳临渭’‘羽阳千岁’‘羽阳千秋’‘羽阳万岁’瓦当文四种。均见《秦汉瓦当文字》卷一，二至三页，临渭系偶然出土，发现亦较早，其余三种，皆修建铁路时一起出土，将近万片（余在秦中所见有五六十片，各瓦面多不平坦，系大部分为烧废弃置之品）。各瓦以千岁为最多，临渭只出一品，旧说以为秦瓦，实皆汉制，盖秦代遗存宫殿，汉代加以修葺者。羽阳疑雨阳二字假借，因汉宫飞羽殿，亦作飞雨，是羽雨二字古通之明证。”陈直先生回述了“羽阳”瓦的发现史。“汉制”以及“盖秦代遗存宫殿，汉代加以修葺者”的判断已为学界普遍接受。“羽阳”宫瓦出土地点不止一处，大概数量集中处有烧制地点的可能。此外，“襄邑，注有服官”条写道：“直按：《计然万象录》（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卷下，有‘陈留大匹锦’之记载，盖所称为郡名，其出产地仍为襄邑。左思《魏都赋》所谓‘锦绣襄邑、罗绮朝歌’是也。”陈直先生所关注的，涉及当时商品地方品牌形成的经济史与社会史现象，如《南都赋》所见“穰橙邓橘”。类似纺织品名号，还有《盐铁论·本议》所见“齐、陶之缣，蜀、汉之布”等，以及更为多见的“阿緆”“齐纨”“鲁缟”“蜀锦”种种。河西汉简资料所见“任城国亢父缣”“河内廿两帛”“广汉八稯布”等，作为丝绸之路史料也值得注意。地湾简“淮布”或许也是类似织品名号。所谓“河内廿两帛”“广汉八稯布”，性质正与“陈留大匹锦”类似，而且同样“所称为郡名”。相关发现与讨论，不能忽略陈直先生有关“襄邑”织品的提示。《两汉屯戍的研究》论及“边郡齐缣的运销”和“边郡兼用地方出产的布帛”。

　　陈直先生“以（《汉书》）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的研究方式，其实很早就曾经设计、实践。他在《〈汉书新证〉自序》中指出，“当为杭世骏所撰”之“《汉书疏证》”之“失”。还写道：“杨树达先生《汉书窥管》，对于训诂校勘，很有参考之价值，在古物方面，亦间有征引。《汉书疏证》，不能与之相比。”其实，杨树达“征引”“古物”的做法，先自1933年面世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已经采用。

■陈直先生著作 西北大学李军/供图

　　多视角考察秦汉时期社会生产

　　对于秦汉时期社会生产的多视角考察，是陈直先生的突出贡献。他的《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列有《西汉屯戍研究》《关于两汉的手工业》《盐铁及其他采矿》等内容。对于手工业的研究是全面的，除了前人比较关注的纺织业、制盐业、冶铁业，他对于漆器业、铸钱业、兵器制造、度量衡器制造、陶器业乃至造舟、造车、木器、竹器、编草等行业，甚至雕石、琢玉业和画工、造纸墨笔砚业等也都进行了考察。有关造纸技术这一影响世界文明史进程的伟大发明，陈直先生据有限的资料即已指出：“可说蔡伦是造纸的集大成者，不是造纸的创造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学术眼光之敏锐，是值得钦敬的。

　　《西汉屯戍研究》论及“戍卒的日常生活”，有关“田卒任繁重工作的称为剧作”等意见值得重视。《关于两汉的徒》论及“徒的工作范围”“徒的日常生活”，对于社会底层劳动民众的生活予以特殊关注。在这方面，陈直先生体现的史学视角的独异与历史判断的高明，给读者重要启示。有些认识，如“工人的来源，一种是城市的自由民，一种是农村破产的农民”；“秦代的徒，可以称工”，“与汉代制度完全不同”；“汉代画工，亦在工人范围之内”，“官工不够时，可以用民工来帮助”；“两汉陶工，不自称工”等，不仅关涉生产力的考察，也关注到生产关系。对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分析，都可以根据相关认识有所深化。陈直先生说：“全书着重当时社会经济有关方面的研究，但也涉及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内容。”但是这种“涉及政治”的研究，不是简单地给出空泛、生硬的贴标签式的定义，而是认真进行切实、具体、有说服力的考论。他有关《秦始皇六大统一政策的考古资料》的论述，也是以具体文物研究说明重大“政治制度”问题的典型例证。

　　陈直先生著《关中秦汉陶录》以对“关中”这一“秦汉”时期文化重心所在最普通的“陶”质文物遗存的研究为主题，其中学术创获丰富，已经被公认为秦汉陶文研究的名著。其中来自文献资料与文物资料相结合的思考的陈直先生的许多学术判断，被认作定谳。然而学术进程不断向未知世界拓展，向未来空间延伸，新发现层出不穷，学术认识不断更新。他的某些见解或许也会出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的情形，当然应当因新材料的发现有所修正和充实，但是他的学术方法的启示意义，仍然有长久的积极影响。

　　陈直先生不仅参与主持西北大学历史系承担的《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的标点，又与冉昭德先生主编《汉书选》，是公认的汉史研究文献学建设的功臣。他对《汉书》的熟悉，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大致两年还要通读一遍《汉书》。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泛览一过”“温故知新”。尽管如此，据说他仍然表示，《汉书》自己只能读懂百分之三十。就此传闻，我曾经求证于“摹庐弟子”——时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周天游教授，得到这样的回答：不能准确记得陈直先生何时何地说过这句话，但是这样的意思，他曾经多次表达。

　　对秦汉史研究的卓越贡献

　　从《汉书新证》1959年10月初版面世到插图本《读金日札》由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前后历时逾41年，“摹庐丛著”18种终于全部出齐。2006年起，中华书局重印陈直著作。选本则有2010年三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长安学丛书·长安学者文集》的《陈直卷》、2012年三秦出版社《陈直著作三种》相继问世。2021年8月，西北大学出版社又推出列入“西北大学名师大家学术文库”的《陈直著作选》（上下卷）。《陈直著作选》上卷收录《汉书新证》《史记新证》，下卷收录《两汉经济史料论丛》《文史考古论丛》。秦汉史研究者和关心秦汉历史文化的朋友们都会对这部优秀选本的出版表示欢迎和感谢。

　　西北大学刘士莪先生曾经回忆，陈直先生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开设“考古学通论”课程，“虽不是首创”，但在全国无疑领先，就西北大学所处的历史、地理位置来说，“实不失为一种远见”。陈直先生授课“言简意赅”，“不尚空谈”，“以渊博的文献知识，变文物为活教材”。“既抛弃了金石学的传统，又非就文物谈文物，而是把文物与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其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西北大学黄留珠教授曾经在《西北大学学报》发表《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一文，又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发表《陈直学述略》，首倡“陈直学”的研究、总结和承继。西北大学开设“陈直学”选修课，正是这一主张的实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