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并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列为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元素之一。“大一统”语出《公羊传·隐公元年》。据《辞海》解释，“大”是“重视、尊重”之意，“一统”是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统治全国为“大一统”。它不仅是指国家疆域的完全统一，而且包括国家制度的一体遵行和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大一统传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更是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核心元素。

　　独一无二的地理环境是自然基础。在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反对西方学者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同时，也充分肯定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其早期历史的深刻影响。对于这种影响，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形象地比喻道：“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在中华大地这块独特的地理舞台上，我国先民演绎了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大剧。

　　独一无二的地理环境是熔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熔炉”。中华大地是一个幅员辽阔、结构完整、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陆地面积同其容纳民族的能力成正比。在古代，中华大地的疆域比当代中国更为辽阔，为各族先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宽绰的回旋余地。同时，它又是一个复杂多样、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成分的生成和保存。周边的天然屏障构成一条“自然疆界”，外界民族很难进入，内部民族也难以迁出。因此，我国绝大部分民族的流动和迁徙都局限于中华大地之内，我国古代民族关系走上了一条自主调节、向内融合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千年的“搅拌运动”，原本散居各地的众多民族逐渐融合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各具特质的多元统一体。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汉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主体地位。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华夏—汉族很早就创造出发达的中原农耕文化。中原地区以其先进的农耕文化、居中的区位优势对周边民族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在与周边民族的双向互动中，华夏—汉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费孝通称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

　　多元互补的经济结构是根本动因。马克思指出：“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们只能因其生存的地理环境提供的条件，形成自己的物质生产的类型及方式。”根据这一观点，民族学家林耀华与苏联切博克萨罗夫教授于1961年提出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这一理论将我国传统的经济文化划分为采集渔猎、畜牧、农耕三大类型组，每个大类型组又分为若干类型、亚型。

　　费孝通指出，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总体看来，我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具有结构完整、多元互补的特点。但就单个民族而言，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却是相对单一的。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存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生产力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各族先民必须冲破自然屏障的阻隔，以己所有，易己所无。而我国多元互补的传统经济结构为各民族互通有无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在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原地区始终发挥着交汇中心和集散枢纽的主导作用。一方面，中原农耕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扩散，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正如唐诗所云：“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另一方面，原本天各一方甚至素无往来的少数民族都在中原地区得以汇聚与交流，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胡音胡骑与胡妆”“洛阳家家学胡乐”等诗句生动描绘了唐朝胡汉杂居、胡风盛行的历史场景。随着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加深，我国各民族越来越紧密地凝聚成大一统国家，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奇观。

　　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是政治保障。大一统传统是华夏先民在创建国家、不断完善国家体制的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大一统观念萌发于从部落联盟向国家演进的五帝时代。随着夏朝的建立，大一统观念已初步形成。禹王划九州、铸九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至武王克殷之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一统思想进一步明确。在国家体制上，西周沿用并完善分封制，达到了彰显王权、维系一统、安定天下的政治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分崩离析，但大一统观念却逐步系统化、理论化。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元论宇宙观，为各种大一统学说提供了本体论依据。在实现大一统的途径上，诸子百家则各有侧重，儒法两家更是截然对立。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天下归仁”的思想；其后继者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强调“仁者无敌”，只有“不嗜杀者”才能使天下“定于一”。与之相反，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则从性恶论出发，主张“以法为教”，言行“必轨于法”，赏罚“一断于法”；首倡“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制主张。后来，韩非子人亡法存，其主张被秦始皇付诸实践。

　　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确立于秦、定型于汉。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标志着大一统主张从理论变为现实。汉承秦制。随着国力的恢复，西汉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其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学说“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的正统地位，形成了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央集权体制成为顺应和强化大一统传统的有力保障。

　　四海一家的民族心理是精神动力。四海一家的民族心理是中华先民基于对宇宙观、天下观的朴素认知，在漫长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融入自身血脉的一种强大基因。它是联结中华各民族的情感纽带，也是大一统传统形成发展的精神动力。这种民族认同普遍存在于中华各民族之中。

　　汉族统治者历来强调“华夷一家”，把自己当“父母”，视臣民为“赤子”。唐太宗说过，自己对华夷“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明太祖更有“四海内外，皆吾赤子”之说。他们都把中原诸夏与边疆四夷视为一个血肉相连的有机整体。如，贾谊的“首足观”，司马迁的“诸族同祖论”，《盐铁论》的“肢体与腹心论”等。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华夷一家”不可避免地存在上下主次、内外轻重的差别。但是，这只是大一统格局内部的差别。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从不自外于中华。元世祖即位后，即依中原历代王朝之定制，建元“中统”，以“见天下一家之义”；后又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以示元朝是“绍百王而纪统”的正统王朝。为了驳斥“华夷之说”，雍正帝亲撰《大义觉迷录》，提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将民族差别淡化为地域差别。此外，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自称“轩辕之苗裔”，而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部则称其先祖“出自炎帝”。其族源究竟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隐含其中的四海一家观念。

　　在四海一家民族心理的驱动下，追求、维护和巩固大一统既是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最高原则，也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上，我国几度出现南北对峙甚至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但都是“形散而神不散”，不仅国脉不断、民族不散，而且每次都孕育出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新的大一统。当国家安全面临威胁、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之际，各族人民都挺身而出，义不容辞地捍卫大一统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的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华民族大一统传统的形成发展是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国家体制和民族心理等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集中体现。

　　（作者系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