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国别研究角度来说，美国研究可能是国内开展的国别研究中学术研究队伍最庞大、投入资源最多、成果最丰富的一个分支。近年来，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态势趋于激烈，特别是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强势回归，为学术界深化对美国外交研究提供了现实资源。扎实推进对美国外交的研究，需要充分认识到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明确方向，推动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美国外交研究

　　存在的问题

　　第一，美国外交研究的学科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审视国内美国外交研究存在的问题，首先要超越而不是局限于这个领域本身。从国内美国研究整体状态来看，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历史、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文学、宗教等领域都做过研究并出版了大量论著。这些成果基本可以支撑人们形成对美国相对比较客观的认知，也为研究美国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新的时代需要重新梳理过去的研究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作为理解美国外交及外交行为之基础的美国历史、哲学、文化、传统、民情民意等领域的研究可能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如果不进一步深化这些基础性领域的研究，将不利于与时俱进地深化我们对美国、美国政治与社会，特别是对美国外交的认识。

　　第二，研究议题领域需要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影响一国外交和对外政策的最直接因素就是国内政治。国内学术界关于美国政治与外交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包括对国会及其委员会、行政部门、政党政治、利益集团、公民社会组织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都有研究。但从学术创新、知识生产及国家需要来看，已有研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美国法律制度、政策过程的研究不够深入、细致，对于法律制度和传统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认识不够到位。这导致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判断，特别是美国政府更迭后外交政策变化及其限度的判断，往往会出现较大偏差。

　　与美国外交和对外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对美国外交决策人物及其外交思想研究。国内学术界对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如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都已做过一些研究。但仅有这些研究还不够，还有许多政治人物值得进一步挖掘。除对美国外交中的重要问题、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研究外，还需要加强对其中一些貌似不重要但对于全面、深刻认识和理解美国外交也会有帮助的问题、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这些议题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第三，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提升和深化。目前，关于美国外交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两张皮”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有些成果试图在理论建构方面有所建树，但只是基于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理论著作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忽视了对政策实践的深入研究，最后往往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有的成果试图将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融合在一起，但也不太重视对一手档案资料和官方文献的利用，理论与政策和事实都是脱节的。对于美国外交的研究，无论是偏重理论研究的探讨，还是偏向政策实践的分析，如果偏离了对美国外交的历史和事实的客观把握，都不可能做出真正有学术价值和学术生命力的成果。把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需要既对理论有精深的研究，又对政策和事实/史实有全面的了解。否则，恐怕只能是要么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要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抛出形形色色的假理论，既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也无法解释复杂的现实，这都无助于形成对问题的客观、准确和科学的认识。

　　第四，资料运用需要更加扎实。虽然目前美国外交研究领域拥有海量的各类资料和信息，但有些成果在资料运用方面并不充分，特别是对第一手资料的运用远远不够。这往往会导致研究成果论证不力，论点或结论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侧重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研究成果，能够获得的一手资料非常有限，经常会出现作者利用有限、片面的资料和信息，做出言之凿凿的论断的情况；或者利用二手资料，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将他人的“判断”或“评论”当成“事实”，作为自己的论据，不做认真的比较和甄别，进而再做出与事实不符的判断或结论。

　　第五，跨文化理解中的“文化隔膜”问题。我们作为“他者”研究美国外交，很难避免跨文化理解中的“文化隔膜”问题，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在从事美国外交研究，或者更广泛的美国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在站稳“中国立场”的同时，也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多一些换位思考，尽可能让“文化隔膜”的影响最小化。否则，我们对美国外交的研究、理解和认知可能会出现偏差而不自知。这既无助于真正推动学术创新，也无助于更好地完成学者在咨政建言方面的使命。

　　关于进一步推进

　　美国外交研究的思考

　　中国的美国外交研究将在以下两个方面继续发力，推进美国外交研究走向深入。

　　第一，重视基础研究，深化对美国外交的理论认识。无论是从学术发展与创新的角度，还是从咨政建言的角度来看，高度重视关于美国外交的基础研究及相关的理论研究都是必要的。坚实的基础研究是卓越的应用对策研究的必要前提。美国外交或对外战略思想、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和国内基础、美国外交涉及的法律问题、美国与国际规则的塑造等都是值得不断进行研究和再研究的基础性议题。加强美国外交方面的基础研究，既要关注宏观的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的研究，更要重视微观的具体问题或议题的研究。具体问题研究得越深入透彻，越有助于深化对宏观问题的理解，推动真正的学术创新，对美国外交的理论认识也就水到渠成了。

　　第二，关注热点和战略性问题，服务国家外交决策。2024年美国大选落幕，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尤其值得关注。学术界需要以坚实的基础研究为支撑，在应用对策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做出真正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成果，为咨政建言发挥积极作用。

　　就特朗普总统新任期的美国外交而言，对诸如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延续性与变化、美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美国与盟国的互动、美国对外经贸关系和塑造世界经济与贸易规则的努力、新政府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取向、美国的地区战略、关键决策人物等都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就中美关系而言，除需要研究新的特朗普政府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取向外，学术界还需要更加重视对影响两国关系的多种议题进行严谨和扎实的研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