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经济基本面不断改善，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断稳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把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落实到位，打好组合拳，切实抓好后两个月的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配合一揽子逆周期调节政策，才能充分挖掘当前的经济增长潜力，实现促增长与稳周期的双重目标。

　　认清长期趋势与周期波动

　　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经济波澜壮阔的赶超历程，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收入组别的标准，我国在1998年和2010年相继迈过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门槛，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先后跃升为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有力抵御了国内外经济领域的重大风险，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结构不断改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银行对高收入门槛的界定，我国有希望在未来两三年内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这一标志性事件对于中国经济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潜在的经济增速下降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因为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曾经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后发优势、人口红利和经济结构快速转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等因素都会减弱甚至出现逆转，这也符合经济发展与经济赶超的普遍规律。

　　21世纪以来，国内国企改革、劳动力转型等制度红利与WTO等外部环境不断变化，我国经济增长增添了更为多变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愈发增多。为了应对内外部冲击的影响，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延缓了市场机制在经济周期中自发的调整，这表明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在不断增强。但在这一过程中，偏重于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带来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最终成为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诱因。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比例的变化给经济运行带来压力。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得折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在2019年时已经达24.54%。与此相对应，企业资产收益率在2011年达9.09%的历史最高水平后不断降低，2023年降至4.59%。

　　如何在保持经济稳定的前提下，使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的比例恢复至较为正常的水平，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无论是为了应对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趋势性变化，还是为了应对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都需要深化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就周期性因素而言，面对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出现的结构性失衡，扩张总需求特别是刺激投资的逆周期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但也可能造成资本产出比例进一步上升。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放缓增加了资产调整的难度。由于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只有降低资产值才能使资产存量和收入流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恢复到一个较为正常和健康的水平，而关键在于资产价格调整的速度。

　　后发优势决定了一国的长期增长潜力。根据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等经济体的实际经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这些经济体处于中国目前相当的阶段时，在未来10年、20年和30年实现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7.31%、6.09%和5.45%。这意味着我国仍有潜力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6%以上的中高速增长，目前5%左右的实际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预期的。唯有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解决我国当前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比例失衡的问题，合理规避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负面影响，才能有助于经济稳定增长。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实现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这正是1978年以来历次三中全会的核心内容。历次三中全会直面改革难题，凝聚改革共识，明确改革方向，以渐进的方式推动了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市场体制、要素市场、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国家治理等重要领域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的鲜明特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架构，力图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立重要的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提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总目标，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具体经济领域的改革。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提升法治水平并重，为具体经济领域的改革奠定制度基础。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在推动经济起飞和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自主创新将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需要通过与不同社会组织的协商和沟通获得必要的信息，以制定更为恰当的政策，并更为有效地实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需要运用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培育、维持和发展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使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转，并且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推动以“创造性毁灭”为根本特征的各类创新活动。另一方面，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需要不断提高法治化水平，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国家治理能力的运用设定可信的制度框架，为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政策预期。

　　第二，充分发挥改革与开放的协同促进作用。改革措施与开放政策并举，是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宝贵经验，改革与开放具有重要的协同促进作用。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没有任何一国的改革能够在封闭条件下取得成功。经济开放的意义不仅在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要素和两个市场，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国内外各种思想、观念、技术和经验的交流，为判断企业、地区和整体经济发展的绩效引入新的标准和依据，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注入强大的动力。只有不断推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消除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障碍，才能促进更高质量的经济开放，吸引更高质量的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

　　第三，由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普惠性竞争政策。在特定赶超阶段，在以模仿作为技术进步重要来源的情况下，依据幼稚产业理论，利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比如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通过行政审批限制进入、通过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企业扩张提供廉价资金、歧视性的政府采购等方式，可以推动特定行业的规模扩张，以充分利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这种东亚经济体曾经普遍使用的产业政策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目前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过程中，技术进步的来源已经逐渐由模仿转向了以“创造性毁灭”为特征的创新，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减弱，很多中小型企业需要在创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已经不再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导向应由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普惠性竞争政策，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将重点放在教育、医疗、社保等一般性的公共品提供方面，避免对行业和企业进行过度的直接干预，使市场竞争在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第四，消除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行政壁垒，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开展公平竞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何完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的重点内容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改革，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使各类所有制企业可以公平地获得各类生产要素，促进其公平竞争，这将为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树立客观的市场标准，提升其经济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市场信心和经济活力的恢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能力促进经济赶超的程式化事实、理论逻辑与中国经验”（23BJL08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