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文化名家、青年代表和媒体人士就古典文明的精神、古代经典研究、古典学与文明互鉴、古典学与人类未来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如何建构中国的古典学这个21世纪以来学术界关注的时代课题，因此有必要梳理中国古典学的学术内涵和实践过程，提炼中国古典学的精神传统和共同的学术理念。

　　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基础与学术自觉

　　如果我们追问何谓“中国古典学”？它的学科基础是什么？学术界至少有以下四种回应的声音。

　　第一，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这是西方在研究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学问，也是西方人文教育的重要构成。自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古典学逐渐成为一门涉及历史、哲学、考古、文学艺术的综合性学术。它是中国古典学的名称借鉴和学术参照。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就评价乾嘉学术是“科学的古典学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填补我国世界史学科古典文明研究的空白，西方古典学受到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等学者关注，构建“中西古典学”的主张也由林志纯等提出。进入21世纪以来，以刘小枫、甘阳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积极提倡引进古典学的理念，建构中国古典学。他们的学科背景涉及西方哲学、史学、古典学等，但皆着眼于“人格培养和文明复兴”的目标，或主张“经由古典学术通达古典精神”，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自觉性和跨学科特征。经过文献整理、学科建设以及在高校开展博雅通识教育等实践，古典学“经历了从自发运动到学院化建设的转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于2010年成立，至今已经举办十一届年会。自2000年起，包括中西古典学研究成果的“经典与解释”“经典与解释丛编”“古典与文明丛书”“西方古典学研究”等丛书不断出版，形成了“古典学热”。

　　第二，国学。这是20世纪初从近代日本学术中借鉴的概念，与之相应的还有“国粹”“国故”“中学”等概念。与现代学术分科治学不同，国学以中国全部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为研究对象。和古典学一样，国学也是文化自觉的产物，其兴起的背景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政治和文化危机。因此，国学一方面借鉴西学，欲使传统学术现代化；另一方面欲保持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性，以挽救文化危机。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再度面临古今中西的文化争论，出现了“文化热”现象。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呼吁加强中国文化的研究，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至20世纪90年代，国学随之再度复兴，形成了“国学热”。尽管国学在社会生活层面形态各异，但就学术层面而言，国学名称显示出的国家和民族本位色彩，使其学术内涵和外延的边界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张岱年将“国”定义为地域和民族，国学就不再限于过去时代的学术；季羡林又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其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他们将政治实体的“国”转变成“文化共同体”，赋予国学以现代性。随着“古典学热”的兴起，国学发生了古典学的转向。刘小枫认为， “如果以‘古典学’来命名中国的传统学术，不仅可避免名称沟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得以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朱汉民认为，“‘国学’其实就是‘中国古典学’”，后者符合“文化共享、知识共用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本着“大国学观”的理念，有高校的国学院也成立了古典学学院，“致力于古典学视野下的‘大国学’研究，建设‘国学—古典学’特色学科和人才培养模式”。

　　第三，经学。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六经之学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学术，也是现代国学和文献学的核心领域。但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国学已被分解为文史哲等学科。就经典的整理与研究而言，经学与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之学最为接近，美国汉学家韩大伟甚至主张将德国维拉莫威兹的《古典学的历史》译为《经学史》。经学不仅具有文献体系的主体性，更是中国古典学术特别是解释学的典范，所以，经学中的礼学和义疏学也是当下中国古典学比较关注的领域。由于认识到经学与西方古典学都面临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有学者主张注重阐释文明的观念和思想。比如，景海峰指出，“古典观念的塑造”对延续文明模式具有持久性的意义。杨国荣认为 ，“现代意义上的经学与今天方兴未艾的文明研究也相互关联”。

　　第四，古文献学。它既是整理研究古代文献的学问，也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学术基础，因而被视为没有歧义的“中国古典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的大批涌现深化了对先秦典籍文化的认识，于是这个学科提出了“重建古典学”的主张。裘锡圭认为，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过时的传统古典学，也不能接受那种疑古过了头的古典学，必须进行古典学的重建。”在研究路径上，黄德宽提出“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基本任务”，“从‘文字’‘文本’和‘文化’等维度入手开展综合性整体研究”。相较于古典学、国学和经学，古文献学在国家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中具备“合法”的身份。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史两个一级学科分别设有“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尽管它们至今都没有合并为一个名为“古文献学”的学科，但是教育部设有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指导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古文献学已在尝试整合相关学科，建构跨学科平台，比如有高校的中文系就将中国古典语文学、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建构方向。

　　综论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典学”的时代已经到来。借鉴西方古典学来建构中国古典学的实践，开启了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自觉，经学、国学、古文献学等学科都开始认同“中国古典学”的概念，只是对其内涵和建构方式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从古代学术中寻求中国古典学的历史根脉

　　既然诸多学术领域都形成了建构中国古典学的自觉，那就需要确立共同的学术理念，对文明进行整体研究的意识。维拉莫威兹认为，古典学的性质可以根据古典学的主题来定义，“从它存在的每一个方面来看，都是对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该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将古典学划分为一些独立的学科，“这只是人类对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种折中办法，但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这种分门别类窒息了专家心中的整体意识”。可见整体意识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可以被不同的学术领域所共享。

　　除了借鉴西方古典学，还应该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寻求中国古典学的根据。“典”与礼、法、经、常等概念相关，所谓“典以志经”（《左传·昭公十五年》）。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古典”二字，既可指古代的典籍，也可指古代的文化典范。和西方古典学一样，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文明，也应该是作为人类精神起源的“轴心文明”。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中国、印度和西方皆发生人类精神的质变，人类的早期经典都产生于这个时代。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但带有整体性、持久性、典范性、理想性等特点，是“放大了的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范围。在中国的“轴心时代”，崇尚古典文明的文化意识已经形成。春秋时期，君子们已经“讲聚三代之典礼”（《国语·周语中》）。夏商周“三代典礼”代表的华夏文明，就是早期中国的“古典”，也是后世的文明理想。

　　中国的古典学，起源于孔子对“三代典礼”的研究。孔子认为，文明的载体是典籍礼制和能够秉持典礼的贤人，故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他也称夏礼、殷礼为夏道、殷道（《礼记·礼运》）。孔子还认为文明的发展必须经过“损益”，即继承与变革，故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总之，在礼乐文明崩溃的时代，孔子整理六经并不是纯粹的文献学工作，而是要从中寻求整个人类文明的精神和发展方向。

　　汉代经学正是由此入手，通过对《春秋》的阐发，确立了汉代“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汉书·董仲舒传》）的政治和文教方略，为秦汉郡县制度赋予了古典文明的内涵和精神。如果说中国的古典学起源于孔子，则孔子和儒家整理的六经构成了古典学的知识内核，而他们对文明意义的阐释以及个人对文化使命的承担，构成了中国古典学的精神内核。这是现代中国古典学应该继承的学术传统。

　　“数”与“义”：中国古典学的途径与旨归

　　钱基博在讨论国学时，曾引述《荀子·劝学》所言“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加以发挥。他将偏重于“数”者定义为古典主义，偏重于“义”者定义为人文主义，前者“考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后者“究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当“以古典主义为途径，而亦以人文主义为归宿”，因为国学就是“国性之自觉”，唯有人文主义可以启发“国性之自觉”，进而能够“尽性”。所谓“国性的自觉”，其实就是文化的自觉，尽管国学的研究领域与中国古典学不尽相同，但其阐明的知识与思想的辩证关系，对我们建构现代中国古典学很有启发。

　　中国古典学当然要致力于“发现”，通过开拓知识领域、更新学术方法来实现“数”的丰富。古典知识是关于文明源头的知识，“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孟子·离娄》）。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典籍文献和文物遗存等古代文明遗产，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形成了许多独到的治学方法，但其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应该永远是开放、跨学科、无止境的。正如莫利所言：“许多学科的研究大体上都遵循一种单一范式，有一套共同接受的流程和方法论。古典研究却是一个关于不同范式、路径和方法论之间的创造性碰撞的故事。”梁启超在阐述如何“整理国故”时，就强调运用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多种科学方法，以求真、求博、求通为标准。当今的文明研究方法以及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已经大大超越了前人，比如考古学的科学发掘能够保持出土文献更多的文化信息和历史语境，更新了古典文献的研究方法。

　　除了发现知识，发明义理、精神、价值才能让古典文明的精神实现当代转化和创新。这可能是当下中国古典学最迫切的工作。布罗代尔说：“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古典”的历史经验和概念是不断被研究、阐释出来的。这个工作不仅要借鉴、学习西方学术的理论，而且要梳理中国古代的解释传统，比如先秦儒家的“取义”、汉儒的“假经立谊”（《汉书》），都是发明义理的方法。儒家精于三代礼制之学，但更重视其中的大义。《礼记·礼运》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如果将“礼”视作中国古典文明的形式，当我们明了其中的内涵和意义，即使没有古典文明提供的范式，我们也可根据“义”创造出新的范式。

　　总之，建构中国古典学的实践应该是“多元一统”的格局。所谓“多元”是指知识领域与治学方法的多元；所谓“一统”，是统一在“中国古典学”的理念和实践之中。中国古典学可以综合不同的学术来构建，也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学术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但必须是带有超越性的那个部分。

　　（作者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