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汉文文献浩如烟海，民族语文文献的数量也相当可观，这些珍贵资料保存着丰富的民族史内容，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中，汉文文献是根基，民族语文文献是钥匙。运用民族史语文学方法把二者有机结合，则能实现新突破。在此举几个例子具体说明。

　　“兜鍪”即“胄”，指头盔。《说文解字》载：“兜，兜鍪，首铠也。”清段玉裁注：“古谓之胄，汉谓之兜鍪。”岑仲勉先生考证，兜鍪是指古代皮弁、高冠，哈萨克族旧式帽子之高冠，其方言称曰“土玛克”，“兜鍪”应为“土玛克”。对此说法，亦有史料可证。明代编修的《高昌馆杂字》中“罟帽”一词的畏兀儿语为“土马哈卜儿克”。其中，“卜儿克”是冠、帽之义，而“土马哈”即土玛克。罟罟冠是古代北方民族贵族妇女头戴的高冠，尤其在金元时期盛行，其形状为以柳条或木条制成高约一二尺的高架，其上插羽毛，把高架固定在兜帽上。土马哈、土玛克即罟罟，表明古代兜鍪形状类似“罟罟冠”。

　　在汉文文献中，兜鍪亦作鞮瞀、鞮鍪、鞮鞪、兜牟等，这些不同的写法说明其为借词，而来自阿尔泰语中指高帽的“土马哈”说应属实。汉语翻译的“兜鍪”二字，不仅跟原词读音相同，也充分考虑了所选汉字的意思与原词词义的一致性。“兜”字之义为口袋、包裹，用于头部则指兜帽、兜巾等；“鍪”即古代炊器，与头盔形状相似。可见，“兜鍪”二字汉语本义也可指兜帽、头盔等，与古汉语“胄”“首铠”同义。

　　根据汉文文献记载，“突厥”号本义为“兜鍪”。《周书·突厥传》载：“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突厥”是部落或政权之号，尤其在建立政权后，“突厥”二字在汉文文献中基本固定，未见其他写法。不过，此号用于本义“兜鍪”时，也应该用其他汉字记录。《南史·邓至国传》载：“邓至国，居西凉州界，羌别种也。……其俗呼帽曰突何。”“突何”词义为帽，这与“突厥”号本义为“兜鍪”说吻合。

　　国外学者从语言学视角把“突厥”号词义解释为力量、气力、出生、法律等。这些说法是由分析“突厥”号之原词türk或türük而得，属于语言学、词源学的解读。但这没有解释清楚汉文文献明确记载的“突厥”词义为“兜鍪”说，可能国外学者对汉文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有所怀疑。

　　其实，汉文文献的记载真实可靠，尤其在探索民族语言名号时，更是基础史料依据。《周书》是系统记载突厥的第一手史料。《周书》所记“突厥”号本义为“兜鍪”便是典型例子。中原更深入了解突厥是在唐初，唐朝平定突厥汗国，内迁突厥降民，又把部分突厥贵族迁至长安，充任官员和侍卫。因此，唐初大臣可以与突厥贵族当面交流，完全可以从突厥人那里核实之前史文所记“突厥”号的含义，也不排除唐初才得知此号本义的可能。总之，汉文文献保存的“突厥”号本义为“兜鍪”说，应源于突厥人的自解，其史料价值极高。

　　“突厥”号之原词为türük，词根tür-意为堆积、收集、包裹、聚合等。此意用于人的头部，指束发、盘发或保护头部的盔、帽等。这正与汉文文献所记兜鍪或帽说吻合。那么，词义为兜鍪的“突厥”号，为何成为部落之名呢？汉文文献的解答是源自山名即“金山形似兜鍪”。北方民族名源自山名是汉文文献常见的解释。如乌桓来自乌桓山、鲜卑来自鲜卑山、贺兰来自贺兰山等。中原史家这种惯用表述，应是结合民族词汇语义与部落肇兴之地，加工创作的起源。其中关于部称语义和起源地的信息自有所本。

　　兜鍪（突厥）为部落名，从字面意义解读，就是因其俗戴兜鍪。还有一种引申解读，就是“兜鍪”亦代指骑士、勇士。汉文文献有“突骑帽”之例可作旁证。《隋书·礼仪志》载：“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突骑帽“垂裙覆带”，类似风帽、长裙帽。唐颜师古《汉书》注把“突骑”解释为“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唐人据汉语词义，把“突骑”释作精锐骑兵。除此之外，“突骑”也有可能是借自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兼顾音义的汉字译写。历史上有“突骑施”部，其名音译于一词。其中，“突骑”对应türgi，词根为tür-，这与“突厥”号词根同。所以，“突骑”也有可能与“突厥”一样，本义为“兜鍪”，而翻译记录时选用的汉字亦为音义兼顾。

　　无论如何，作为部名的“突厥”号本义为“兜鍪”，汉文文献记载确凿无误。

　　《说文解字》载：“驳，马色不纯。”“驳”字平常用于马的毛色，是指两种颜色掺杂，且一般是白色掺杂于其他颜色中，如青白马、红沙马等。但“驳”字在古汉语中亦指树皮，一般指梓榆树。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说：“梓榆，南人谓之‘朴’，齐鲁间人谓之‘驳马’。驳马即梓榆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斑驳似马之驳者。”由此得知，汉语指称梓榆树皮的“驳”字也是由驳马毛色而来，属于比喻词。

　　汉语的“驳”，突厥语作“贺兰”，今“贺兰山”山名，还有历史上的“贺兰部”号，其本义源自“驳”。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贺兰山”条有“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的说法。这说明，唐人将突厥语的“贺兰”与汉语的“驳”对应翻译。杜佑《通典》说：“突厥谓驳马为曷剌，亦名曷剌国。”同书记载突厥官号时又说“谓（驳）马为贺兰”。据此可知，“曷剌”“贺兰”都是突厥语，其汉字义为“驳”。

　　“贺兰”是突厥语ala（蒙古语alaγ）的音译。在文献中尚未发现贺兰山名的突厥语写法，但在蒙古语文献中把贺兰山称作“阿剌筛”“阿剌黑山”以及今天的“阿拉善”等。可知，其山名本义就是“驳”。突厥语ala，亦可读作hala，所以汉语译写时选用了“贺兰”二字。历史上的“贺兰”和“延陀”部，都是音译自突厥语^hala-yundluγ之名（其中^hala为“驳”、yund为“马”、词缀-luγ为“有”之义）。^hala-yundluγ部，汉语意译为“有驳马之部”即汉文文献所记“驳马”部，而把此号之前半部^hala音译为“贺兰”，后半部yund音译为“延陀”。汉文文献中的不同译写，实则为一部。

　　位于贺兰山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之名，也与驳马有关。唐代银州与今银川不同地，但需要由此梳理“银”字地名由来。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银州条”，银州、银川之名是因“旧有人牧骢马于此谷”，而“虏语骢马为乞银”，骢马即驳马。所谓的“虏语”当指羌语或鲜卑语。古银川地名之“银”，当源自胡语“乞银”，取义“骢马”。突厥语词义为“斑白、银色”等，与“乞银”二字的古音相似，“虏语骢马为乞银”说确凿无误。汉语翻译时选用“银”字，与欲表达其原词本义斑白或银色不无关系。

　　又据文献记载，今银川市本名为“饮汗城”，古蒙古语则称作“额里合牙”“亦儿该”等，其亦为驳马之义。银川在唐代为灵州怀远县，《元和郡县图志》述其沿革：“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元朝秘史》中的地名“额里合牙”，汉语翻译为“宁夏”（今银川市）。《马可波罗行纪》也记载贺兰山下有Egrigaia（额里合牙）之地。实际上，“额里合牙”来自党项语，义为驳马。蒙古语读作eriqaya，再按汉语读音翻译而成。文献中的汉字音写饮汗、亦儿该等也是额里合牙的变异体。

　　今天的银川，在元明时期被称作“宁夏”。从明末清初开始，在文人著作中使用“银川”之名，并以此比喻贺兰山下的黄河及灌溉区美景。可见，“银川”之名有民族语言交融文化底蕴，亦含赞美“塞上江南”美景诗意，是历史文化和抒情诗意完美结合的地名。

　　“桃花石”之名指中国，其音译于一词。虽然学术界把“桃花石”与“拓跋”等同，但很多疑问仍然解释不清。根据汉文文献记载，“桃花石”号之真正内涵为“汉”“秦”。《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铁围山丛谈》《游宦纪闻》中保存的于阗国表，将宋朝称为“条贯主阿舅大官家”。黄时鉴先生指出，“条贯主”即《宋史·于阗传》文字“汉家阿舅大官家”中的“汉家”。在古代，国外称呼中国的名号有三，即秦、契丹和桃花石。中亚人马卫集在《动物与自然属性》一书中将中国分为三个区域，即秦、契丹和回鹘，其中秦的地域最大。马卫集又听说，中国的京城叫扬州，流经该城的一条大河将它分成两部分，他们的国王被叫作桃花石汗，又号称为法格富尔。据此可知，“桃花石”应指当时的中国中原王朝。学术界指出，“法格富尔”词义为“天子”。与其对应的“桃花石汗”指“皇帝”，可能是宋朝皇帝。这是“桃花石”等同于“秦”的实证。

　　11世纪成书的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里说得更具体：桃花石，“马秦”国之名。这个国家距秦有四个月的路程。秦原来分作三部：第一，上秦，地处东方，被称为桃花石；第二，中秦，被称为契丹；第三，下秦，被称为巴尔罕，这就在喀什噶尔。但是，现在认为桃花石就是马秦，契丹就是秦。这里明确说“桃花石”是指在东方的“马秦”，与契丹并存，是宋朝无疑。“马秦”之“马”义为“大”，而这里有原来、真正、旧有等意，指原来的、真正的“秦”。《突厥语大词典》又说，桃花石汗“有‘古老强大之国的可汗’之意”。马苏第的《黄金草原》也记载：“中国中原皇帝从其臣民那获得了‘贝格布尔’（Baghhur）的荣誉尊号，也就是‘天子’。然而，中国中原君主们的特殊尊号和在与他们讲话时对他们的称呼则是‘桃花石汗’（），而不是‘天子’。”这里明确说“桃花石汗”与“天子”对应，确实是指“皇帝”。

　　更为准确理解的话，“桃花石”词义即“皇”。《说文解字》解释“皇”字：“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皇”字义为“大”，“桃花石”本义即此。突厥和中亚人以桃花石指代中国，是因中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其中皇帝即天子是最高权力的代表。粟特语中把中国称为“天子国”，与天子对称的皇帝代指中国也实属正常，即可作“桃花石国”。可见，“桃花石”之称蕴含着悠久且独具特色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与文化。

　　总之，汉文文献中保存的少数民族语言名号、释义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汉文所记少数民族语言词汇，有些是音义兼顾，其中蕴含着各民族语言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文化交流互鉴发展的结晶。我国当代少数民族语言与古代民族语言具有传承关系，具有解读古代民族语文文献的优越条件，这是国外无法比拟的优势。把汉文和民族语文文献加以结合，更能深入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底色，全面、客观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历史。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突厥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负责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历史学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