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类学界，流行传播于70年代，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然而，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对于音乐文化基因研究的关注度并不高，尤其在民族传统乐舞文化基因构建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互动关系问题上缺乏应有的初步思考。“文化基因”是一种关于族群社会发展构建过程中特有的历史文化记忆，具有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关联性（濡化）与创新中的空间拓展性（涵化）两种特点。所谓传承维度中的历史关联性主要是指传统文化基因在纵向传承（濡化）中的自我复制过程，创新进程中的空间拓展性主要是指传统文化在创新过程中与周围文化的互动与交融（模仿与改造）。文化基因的构建不但是传统的纵向的濡化过程，而且是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过程中导致的涵化现象。

　　以瑶族为代表的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系统中的宗教文化基因、艺术文化基因、习俗文化基因等不但保持着族群文化的原生性，而且在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典型的互文性特点。这种音乐文本特性的构成多是瑶族在长期的族群发展历史中对于汉族传统文化的模仿与复制的产物。基于此，本文将以瑶族传统音乐的“文化基因”作为切入点，结合历史文献与田野材料重新审视瑶族与汉族民族文化的互动与交融现象。

　　民间礼俗唱本与汉族传统文化高度相似

　　自宋代“开梅山”伊始，汉族的大量融入客观上促进了瑶族与汉族音乐文化的互动与交流。瑶族传统的宗教文化基因、艺术文化基因、习俗文化基因在发展历史进程中明显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汉族传统文化在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涵化现象形成了音乐的在地化特征。从“家先单”书写到民间礼俗唱本的符号表达、唱词结构程式内容，瑶族与汉族传统文化高度相似。瑶族民间礼俗唱本的书写通常是部分改造后的生僻字（土俗字）与汉字主体的结合体。瑶族传统文化基因是其族群形成与构建过程中与汉族传统文化互动与交融后的重构产物，从宗教信仰习俗构成到各种民间礼俗唱本的书写与唱词结构特征无不与汉族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这里不单单有瑶族，苗族、侗族、壮族、布依族等文化基因的建构均与汉族保持着非常深厚的文化互文关系。如壮族的方块壮字、布依族的经书仪式书写多是以汉字或汉字偏旁部首来造字，又称土俗字。这些民族民间唱本的语言符号书写形式与唱词结构特征是对汉族传统文化模仿、复制后的一种改造与创新。

　　瑶族“还盘王愿”“度戒”“丧葬”仪式等的信仰体系、仪式结构、仪式音乐等不但呈现鲜明的瑶族传统信仰，而且具有突出的汉族道教文化色彩。换言之，瑶族兼具宗教性与习俗性的文化基因明显受到汉族南方天师道教的深刻影响，从执仪者身份、仪式空间构成到仪式音乐特性等方面多与汉族道教音乐文化密切关联。

　　瑶族的“还盘王愿”仪式中不但保持了传统文化基因的历史关联性或自我复制能力（濡化），而且在传统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周围汉族主流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形成其传统文化基因的空间拓展性。其仪式内容中有三个维度与汉族传统文化有密切关联，即仪式信仰——汉族道教信仰系统与瑶族多神信仰（如盘王信仰）；仪式结构——汉族道教与瑶族传统仪式（盘王祭祀）的融合；仪式音乐——汉族道教音乐（乐器——锣鼓镲等）与瑶族音乐（《盘王大歌》24段、36段唱本）。由此可以看出，瑶族“还盘王愿”仪式的音乐不但保存有原生性的盘王祭祀文化特色，而且还融合了汉族传统文化元素。据《蓝山图志》（卷十四）记载：“瑶祭槃瓠……用乐……按瑶歌词调不一，其音节，有瑶音，有五朝音，又皆有本音，有唱音，唱声靡曼动人。”黄友棣在广东连南瑶族考察时认为，“瑶人的乐器，也便是汉人那些最古老的乐器……他们现在所用，都是牛角、鼓锣及道法上应用的铃子……都仰给于汉人”。据《瑶族通史》记载：“元明时期，受汉族、壮族文化影响，瑶族在歌舞娱乐时，除使用原有的卢沙、铳鼓、葫芦笙、竹笛等乐器外，铜鼓、铜锣、长号、唢呐、铙等一些汉族、壮族的乐器在传入瑶区后，也被瑶族民间用作伴奏乐器。”可以看出，瑶族传统仪式音乐从乐器配置、仪式唱本书写与唱词结构内容到旋律特征多与汉族传统文化保持密切的联系。

　　瑶族民间礼俗唱本通常以汉字为书写符号，以汉族诗词结构程式为表达惯习。中国与海外瑶族现存的民间礼俗唱本中的汉字书写与汉语诗词书写格式均保留有传统的汉字书写符号以及七言四句体的唱词结构。

　　在瑶族婚俗音乐中，唢呐曲牌异常丰富，整个仪式过程中唢呐曲牌与仪式结构、仪式象征同型同构。如婚礼中的唢呐曲牌包括《大开门》《小开门》《朝天子》，以瑶语为歌唱语言的“坐歌堂”仪式是整个婚俗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看出，瑶族传统习俗中的“跪拜礼俗”以及仪式中唢呐乐器与曲牌的运用受到汉族传统乐器与曲牌的深刻影响。葛兆光认为，“来自古老儒家仪式的礼仪制度，也逐渐扩展到各个区域的民众生活中，成了新的习俗，例如北方中原地区的婚礼，就在朱熹《家礼》的笼罩下，进入了吴越湖广”。综上所述，从瑶族家先单（家谱）文本的书写到各种民间礼俗唱本的书写、唱词结构形式、唱词内容表达无不与汉族传统文化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文关系。瑶族这种文化基因与汉族传统的趋同性特征不但表征着瑶族与汉族文化频繁的互动历史，而且显著地呈现了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

　　“编户齐民”的身份认同

　　瑶族对于汉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不但表现在文字、信仰体系、仪式习俗、传统音乐等方面，而且通过“编户齐民”的策略改变自己的族群边界进而实现对汉族传统文化的身份认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瑶族传统音乐的文化基因与汉族文化的高度融合性。比如，瑶族十二姓氏中的赵、邓、黄、周、冯等实际上是对汉族姓氏文化的“攀附”，也是对汉族主流传统文化的接受与认同。明代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卫所制度（如富川千户所、江永桃川千户所等）客观上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同时，瑶族与汉族文化认同是双向互动的。正如中山大学温春来教授所言：“随着‘夷’、汉族类的交往与互动、对正统儒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深化，‘新疆’的人群在礼俗、文化上被认为呈现出‘与民人无异’的趋势，而他们自己亦不断通过各种策略，建构更加符合王朝正统的身份与认同。”比如，当下分布于湘粤桂交界处（如江华县、江永县、富川县等地）的平地瑶支系，其传统音乐的文化基因构成与汉族传统文化基本相同，尤其在语言、文字、民间仪式唱本、传统乐器与曲牌构成等方面基本都是对汉族音乐的复制或者移植。

　　总之，从瑶族音乐文化基因构成的互文性可以看出：其一，瑶族迁徙的历史轨迹大多是在汉族文化圈内，与汉族传统文化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其二，宋代“开梅山”（1072年）导致大量汉族文化的进入是汉族与瑶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互动与交融的最直接原因；其三，明代设置的卫所制度间接促进了汉族与瑶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进程；其四，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与社会利益配置下，瑶族与汉族通过改变各自的族群身份进而实现跨族群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其五，瑶族音乐文化基因呈现的汉族文化特性也充分表现出瑶族族群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对于汉族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认同。或者说，瑶族传统的符号化表达与历史文化记忆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瑶族音乐的文化基因呈现出的多元一体融合特性充分表征南方少数民族对于汉族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与东南亚瑶族《盘王大歌》系列传世唱本整理与研究”（20VJXG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