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解决是国际谈判的重要内容，而代理人战争作为一种特定军事冲突模式，其本质是委托人扶植他国冲突中的行为体作为代理人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数据表明，仅在2017年至2020年，美国在全球展开了至少23次代理人战争，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中东和亚太等地缘竞争热点区域。代理人战争再度盛行，其涉及的多样化行为体会如何影响谈判解决冲突的机制？国际谈判理论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

　　相较于传统战争形式，代理人本身的多样化，以及委托人的加入和委托人本身的多样化，让代理人战争涉及更多行为体，给通过国际谈判实现冲突解决带来挑战。 

　　第一，很多代理人战争与大国竞争密切相关。在大国参与的情况下，代理人战争实际上是委托人之间的大国矛盾冲突，例如，冷战时期美苏在全球大量扶植代理人开展激烈战争竞争，一些战争甚至吸引美苏直接干预。因此，对于代理人战争而言，仅靠冲突双方之间的谈判并不能直接带来和平，大国的介入使得外界调解和斡旋面临更大困难。

　　第二，中小国家的代理人战争冲动不容忽视。由于相对实力、地缘位置等原因，中小国家往往是被动地扮演代理人的角色，或者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提供军事援助等方式介入外部冲突，对应的战争收益通常相对有限。不过意识形态或宗教文化等因素，容易引发中小国家的代理人战争冲动，对实力更弱的国家发起代理人战争。

　　第三，非国家行为体日益介入代理人战争。非国家行为体涉入国际冲突不是新鲜事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都有海外私营军事集团的身影。

　　行为体多样化甚至碎片化是代理人战争的主要特点。行为体增多降低战争成本和分散战争责任，但这种成本效应并不是必然的。行为体增多会直接提高委托人的控制与沟通成本，相关的国际谈判涉及更复杂的成本计算，其对国际谈判理论解决冲突的机制带来的挑战是多重的。

　　在理解代理人战争行为体多样化对国际谈判理论带来的挑战之后，需要进一步厘清代理人战争涉及的承诺陷阱、决心信号可信度等固有问题，并考虑代理人战争特有的委托—代理关系处于动态变化等特点。作为国际谈判策略的一部分，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有机会利用自身在这方面的相对优势，以期对谈判进程施加对自己更有利的影响。

　　第一，战争形式本身带来的决心信号可信度问题。委托人选择代理人策略本身就是一种威慑能力不足的表现，与提高决心信号可信度机制相悖，是代理人危机谈判需要面对的内生问题。委托人发起代理人战争的初始成本较低，既有理论认为领导人应选择更高成本的决心信号表达工具，才能迫使对手让步。但委托人发起委托—代理关系，传达的信息是委托人的立场或资源受到限制，需依赖代理人在当地的军事人员和信息优势开展地缘竞争。因此，委托人在谈判过程中向对手传达威慑信号和威胁话语，并不必然推动对手让步。此时委托人坚持代理人战争模式，反而会鼓励对手坚持对抗的信心，而委托人加大援助力度，则自身有直接卷入冲突的危险。

　　第二，代理人战争面临复杂的承诺陷阱问题。代理人战争涉及多样化的行为体，行为体的利益诉求并不必然一致。大国涉入代理人战争，则面临复杂的利益计算，尤其是对美国这样的全球霸权国家，在一场地区代理人冲突中，面临着如何平衡地区利益与全球利益的问题，其追随者如何应对、其对手国家如何利用美国地区与全球利益的内在矛盾，都会提升谈判进程的不确定性。

　　第三，委托—代理关系的互动变化影响谈判进程。常识认为委托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掌控代理人战争进程，但在委托人提供的资金或武器到位之后，代理人实际具备相当的行动自主权。首先，代理人具有环境优势和信息优势，他们熟悉战场环境，享有当地民众的认同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动员优势和人力情报优势，这加强了他们在委托—代理关系互动中的地位。其次，代理人利益得到满足之后，可能会忽略委托人偏好而主动降级危机。此时委托人为寻求危机管理目的，对代理人不遵从委托人偏好的行为进行制裁时，可能面临缺乏约束代理人手段的窘境。最后，代理人也可能因为彼此之间激烈的同质竞争，难以在意识形态或宗教问题上让步，或者因自身政权生存的压力促使代理人持续推动战争升级。委托人可能被代理人不断升级的战场行为牵连，此时的冲突外溢可能迫使委托人直接军事涉入，导致委托人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

　　总结来看，大国间进行激烈战略竞争，中小国家采取激进对冲战略，未来区域冲突将频现低烈度、高（平民）伤亡的代理人战争。代理人战争面临的固有问题，加大了以外交谈判方式管理和解决代理人战争的难度，一些代理人战争长时间持续将成为更普遍的现象。在国际谈判理论框架，加强探讨和研究代理人战争及相关冲突解决机制，将有助于避免代理人战争升级，维护区域和国际秩序。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