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陆地上的环境问题一样，海洋环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生物资源衰退、海水污染、海洋垃圾、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湿地锐减等一系列我们所熟知的海洋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出现不过一两百年之久，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消费主义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

　　传统时代的海洋类似一种莫斯所言的“整体性社会事实”，人类社会与海洋相互嵌入，融为一体。通过人—海、人—人的互动交流，形成了一个个流动的、跨国跨社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络或体系，中外历史上的海洋文明皆由此产生。“脱嵌”一词描述了人类与海洋关系的现代性转变，从嵌入融合为一体的关系转变为一种互相分裂和对立的关系，海洋成为政治、经济和陆地思维宰制的目标，沦为人类作用于其上的客体。

　　近一个世纪以来，“过度捕捞”是造成全球海洋生物资源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类新的捕捞技术的发明、渔船的变化、存贮能力的提升以及世界海鲜市场的扩张，永久性地改变了关键的生态系统，几乎将全球海洋的鱼类“一网打尽”；海洋垃圾问题是经济发展、消费主义和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一个消极结果。陆地垃圾“失控”流入海洋以及人类海上活动是海洋垃圾的来源，海洋正日益成为人类的垃圾场；人类对于海岸的持续开发也导致了湿地锐减、海岸侵蚀、生物多样性下降、固碳能力丧失等后果。据《中国国家地理》统计，我国的自然岸线从1940年的占比80%下降至2020年的30%，最适宜围垦的淤泥质海岸基本都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围海造田”“围海晒盐”，80—90年代的围垦养殖以及21世纪以来的港口建设和工业开发的破坏；人类为了追求经济发展无止境地燃烧化石原料，带来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从而导致气候变化、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灾害天气增加等诸多问题。上述现象都属于海洋的“脱嵌”的不同形式。

　　不妨从海洋的纹理化、国家化和商品化三个角度对海洋的“脱嵌”进行透视。“纹理化”一词出自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空间理论。两位哲学家认为，海洋不仅是所有平滑空间的原型，而且在这些空间之中，它最先接受了一种逐渐扩张的纹理化，即越来越多地被划界和分而治之。海洋纹理化的前提是启蒙主义和现代性所确立的人—海二分关系：人变成高高在上的主体，而海洋成为他可以观察、测定、划界和控制的客体。

　　海洋的国家化也是一种新兴现象。传统的海洋秩序是自下而上、民间自发生成的。近几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已逐渐成为海洋中最重要的行动者。海洋国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海洋划界和海洋国土意识的增强。当今世界的海洋问题大多都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海洋边界划分和权益争端有关。而在民族国家内部，国家的海洋法律、政策和管理在各个领域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导着海洋环境和社会变迁的方向。

　　海洋的商品化则反映了资本主义与海洋之间的关系。英国地理学家斯坦伯格（Phil Steinberg）的经典名著《海洋的社会建构》展现了一部1450年至今世界海洋的利用、管理和文化表述的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是如何影响海洋的空间建构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创造海洋空间地点并对它们进行不同等级层次的安排；另一方面，海洋空间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也起到关键作用。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海洋是一种重要的商品资源，资本主义与海洋之间是一种辩证的、互相促进的关系。

　　所谓“木匠造枷夹自家”，人类已经尝到自身行为带来的生态苦果。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圈和碳汇，在吸收二氧化碳和热量、产生氧气、进行水循环、调节和稳定全球气候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如何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实现海洋的“再嵌入”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攻克的一项难题。

　　海洋的“再嵌入”首先需要对人—海的二元认识论进行批判并提出不同策略。美国环境历史学家吉利斯（John Gillis）认为：“现在是时候呼吁停止这场陆地和水域、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战争了。开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认识到陆地和海洋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生态连续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中沿海地区尤为如此。”从海洋的“脱嵌”到海洋的“再嵌入”，人类需要约束和调整自身行为，增强韧性，解锁自然的力量，重建衔接海—陆的中间过渡地带，协调平衡人—海以及国家—国家的关系，积极构建一体化的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的“再嵌入”不是仅停留在理念和话语层面，而是已开始付诸于政府、企业、科研单位、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各种实践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近海实行了禁渔休渔、减船转产、增殖放流、投放人工鱼礁等政策措施，严格控制海洋渔业的规模，给予大海休养生息的机会。近年来，作为一种新型的“人工生态系统”的海洋牧场方兴未艾，海洋牧场建设分为生境的修复、资源的养护、环境资源的监测三个部分，能发挥较好的生态保护和调节功能。通过媒体的宣传，海洋垃圾问题已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政府和环保NGO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净滩”活动渐渐成为社会的新时尚。近几年海洋垃圾治理领域又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做法，例如，在滨海湿地的修复方面，相关政策的支持推动了多地实施“退港还滩”“退港还海”“退渔还滩”“退渔还湿”的生态项目，同时对海草、海藻、红树林、珊瑚、碱蓬等海洋生物进行人工培育和补种，力图通过人为整治和自然恢复重构海岸和近海的生态系统。须知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生物碳和绿色碳是由海洋生物捕获的，因此成功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增加生物多样性和发挥海洋“蓝色碳汇”的功能。此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努力，主要体现在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及其框架下的会议和协议，由此加强国家间合作，加快全球社会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减缓气候变化的进程及其对海洋的影响。

　　海洋是一切生命的摇篮，可惜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已走得太远。只有基于自然寻找解决方案，实现海洋的“再嵌入”，人类才能找到 “回归大海的路”。

　　（作者系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