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一步，长江十年禁渔的全面实施迄今已经进入第四年。在这四年中，长江生态环境衰退得到有效遏制、水域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长江生态系统保护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持续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效。这为推动退捕渔民生计的有序替代、促进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奠定了政策基础。在肯定禁渔成效的同时，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也面临一些困难。因此，除了需要一以贯之地共抓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的大保护，我们还应当思考退捕渔民的陆域生计嵌入及其文化调适问题，以期在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过程中重构人—水关系新秩序，使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生态环境恶化是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给地球持续施加压力的结果。当我们回望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历史时发现，生态环境恶化与气候不确定性贯穿其中。而生态复新（ecological renewal）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时代回应。无论是作为未来愿景还是当下行动，生态复新不仅意味着生态得到恢复、重建和再生，而且充当了形塑人类调整自身、探寻前景的重要力量。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它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但核心理念却是一致的，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应如何展开。在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它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强调生态复新与民族复兴的关系，而且是对西方制度体系和发展道路的超越，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生态观照的生命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生态复新的一种美德，有道德的生态复新不仅有助于重建生态系统的生成能力，而且能够推动退捕渔民顺利平稳地实现生计转型。所谓生计转型，是指人们获取生存必需品的方式从现有系统转换至另一个系统。这些必需品不仅包含食物、衣物和住所等物质层面的需求，还涉及情感、道德和认同等精神层面的满足。值得注意的是，生计转型的结果往往是不平衡的，可能加剧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的等级分化。同时，生计转型也会影响性别分工的重新配置，引起社会经济地位变化、性别身份提升以及家庭决策权力的嬗变。因此，在分析生计转型时，需要对资源获取、社会支持网络、身份变迁和文化心理等作综合考量。

　　结合退捕渔民生计转型而言，我们发现生计转型背后的复杂性，既不能视之为形势所趋而理所当然，也不能因为规模性失业而分外忧虑。事实上，生计转型不仅涉及工作、收入等经济层面的转轨，还涉及情感、道德和认同等层面的“去渔化”的过渡。如果我们将退捕转型过程视为“渔与非渔”之间的“阈限”（liminality），那么或许有助于理解生计转型及其面临的困境。阈限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在社会和文化中处于过渡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尚未明确，既不完全属于旧的群体，也不完全属于新的群体。可以说，阈限状态是个人或群体处于身份转变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将退捕转型视为生计过渡，那么渔民既不属于渔民，也尚未成为陆域就业者，而是处在渔与非渔之间的阈限状态。

　　根据我们的田野调查，以往同质性的捕捞共同体在禁渔之后分化成了就业者、年老者和徘徊者等三类不同诉求的异质性群体，相应的生计转型也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对于就业者而言，无论是临时工还是产业工人，他们所从事的岗位地位低、工作条件差、经济收入少，致使他们就业不稳定，跳槽、缺勤等现象屡屡发生。对于年老者而言，身体机能退化与用工条件限制让他们不得不选择退休，但每月的养老金偏低、医保实际报销比例不高，养老生活拮据，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相较之下，徘徊者则在渔与非渔的阈限状态中踌躇不前，无法脱离原来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嵌入新的社会结构，依靠过去所积累的财富坐吃山空。换言之，环境的急剧改变令他们“靠水吃水”的思维方式和生计策略无所适从，而且与陆域生计环境的关系又尚未建立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无法理解从祖宗传下来的捕捞行业在他们这一代被终结了。面对这样的窘况，他们常常失落、困惑和悲伤。由此可见，生计转型和文化心理调适困难重重。如何促进生态复新与生计转型统一与衔接，让处于阈限状态的退捕渔民顺利完成生计替换和生活重构，是长江大保护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当根据退捕渔民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来分别考虑。对于已然就业者，各地政府结合本地优势产业发展格局，引导退捕渔民调整优化就业岗位。同时适当减免雇佣退捕渔民企业的税收，或提供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对灵活就业者，积极落实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对缴费困难群体按规定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并将符合低保条件的纳入低保范围。对有子女受教育家庭给予适当经济补贴或减免在学费用。对于年老者而言，适当提高并及时足额发放养老金，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医疗保险给付比例，让他们度过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对于“亲水爱水”的渔民而言，以“离渔不离水”的思路，将生态治理与渔民就业结合起来，即围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创造就业岗位等。比如，聘请退捕渔民养鱼护渔，并进行合理有序捕捞强势种群，促进水域生态的动态平衡；根据时令季节种植与养护水草；协助渔政管理、农业执法部门稽查盗捕行为；支持退捕渔民参与生态修复型、休闲观光型和种群质量保护型水域牧场的建设和管理；等等。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渔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将传统渔文化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探索渔文化遗存活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途径。同时，增强退捕渔民的文化自信和集体记忆，维护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实现文化与经济双重发展提供社会心理支持。毋庸置疑，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既要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也要关怀底层渔民退捕后的切身利益，力争早日实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格局，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长江退捕渔民的生计替代与生活重构研究”（22BSH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