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研究”，阿西莫格鲁、约翰逊、罗宾逊三位长期合作的学术伙伴共同获得了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三人组”在新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贡献实在是量大质优，近年来阿西莫格鲁等人多次出现在该奖的预测名单上，此回终于“既闻楼梯响，又见人下来”。

　　在经济学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粉丝”众多，笔者也是其中之一，故在宣布“三人组”获奖当天也颇为激动。“三人组”多年来持续“涨粉”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卓著的学术贡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盛赞：三人的工作解释了为什么“利用坏的法律和制度剥削大众的社会没有经济增长，也无法变得更好”。亚当·斯密相信，富国裕民的深层原因，是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正确而充分的激励。而阿西莫格鲁等人紧扣制度变迁及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无疑反映了这一经济学分支的悠久传统。

　　在讨论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时，“三人组”使用的概念框架本质上非常简约：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决定经济绩效；政治制度随着名义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的变化而发生变迁，进而带动经济制度发生或好或坏的变迁。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建构或演化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体系，将迎来经济繁荣；相反，在“攫取性的政治制度—攫取性的经济制度”体系下，精英寻租与整个社会陷入贫困在所难免。自2012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出版以来，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基本理念未变，只是逐渐增加了诸如人工智能下的数据垄断可能导致坏的经济和政治结果等新视角、新观点。

　　作为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老粉”，笔者还是想对“三人组”的工作进行一点冷静省思。这并不是在质疑他们的研究是否拓展了经济学的知识边界，而是这些研究毕竟是基于西方世界语境开展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化或者说“欧洲经验”的特殊规律。一旦将西方特殊规律“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则语境转换后的“南橘北枳”并非没有可能。西方世界有自身的特殊规律，中国也有本土化时代化的特殊规律，这正是为什么在认识论上，马克思将特殊规律置于比普遍规律更高的位阶。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视角来审视，阿西莫格鲁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关于西方世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描述，都是一类心智建构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而他们在运用此方法时所犯的错误，正是马克斯·韦伯最为担心的——理论家们有时会错误地把理论和历史这两种不同要素交织在一起甚至发生混淆，以至于为了证明建立在所谓客观历史基础上的理论是对的，而对历史做削足适履的巧饰。

　　遗憾的是，由于坚持方法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三人组”的理念中，无论是政治维度还是经济维度，“好”制度都只能唯一收敛于西方模式。即使仅从实证主义的立场来看，上述基于西方经验而推演出的好制度“神话”，也显然无法经受住经济史的证伪检验。对于东西方的大分流来说，到底是产权重要，还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重要，几乎不可能得到判决性检验，因为历史没有控制组。而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很多亚非拉国家长期模仿西方却陷入低收入陷阱则证明，西方制度模式既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为了证明理论命题的经验正确性，阿西莫格鲁等人曾开展过产权、民主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但计量模型所检验出的结果并不稳健，阿西莫格鲁在得奖当天接受采访时隐晦地承认了这一点，且解释变量的选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者的意识形态倾向。

　　真理越辩越明。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杰出学术贡献毋庸置疑，但对他们的理论建构和政策建议还应当秉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学学术中心的转换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在统计上高度相关，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恰逢其时。西方经济学先进的建模技术和实证方法固然要认真学习，但在思想上对其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则大可不必。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3月的讲话中曾指出：“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当实践超越了外来的经典论述时，就会出现创造新的本土化时代化经典的冲动和潜力。这不仅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在新时代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家包括“三人组”的学术贡献时也同样适用。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