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这三位学者在国内早已闻名，他们著述颇丰且保持着较高的引用率，《现代经济增长导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美国创新简史》等著作已被翻译成中文，所使用的自然实验、工具变量等因果推断方法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学习借鉴。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增长与发展、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与不平等、网络经济学等多个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他们在关于制度的形成及其对经济繁荣的影响方面的贡献。这确实是他们的研究中最具思想性的部分，体现了经济学的研究旨归，并且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对话。

　　从哪里能全面而系统地了解阿西莫格鲁等人关于制度的形成及其对经济繁荣的影响方面的思想？可能有人会想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部专著。而事实上，三位学者撰写的文章《制度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可视为对其相关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总结和综述。相比之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可以看作《制度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的具体化和通俗化论述，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印证。

　　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富裕而有的国家（或地区）贫穷？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驳斥了“地理因素说”“文化因素说”等替代性观点，指出制度因素才是根本原因。他们认为，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比起由少数人建立、从多数人那里攫取资源的攫取性经济制度，保护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鼓励对新技术和新技能投资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取决于不同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尽管一套经济制度可能在效率上要优于另一套经济制度，但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会导致不同的资源分配，因而如何选择取决于谁掌握政治权力。一旦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选择攫取性经济制度，并试图建立起攫取性政治制度来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力。但攫取性经济制度会导致激励不足，使增长不可持续，进而通过影响资源分配，导致某一没有被政治制度授予合法的政治权力的群体拥有实际政治权力。而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群体则可能会通过或暴力或和平的手段，改变原来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甚至使社会从攫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变。

　　在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中，只有掌握实际政治权力进而改变权力的分配状况，才有可能改变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那么，实际政治权力来自哪里呢？他们认为，一个来源是利益集团解决其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但他们同时指出，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因而，他们更侧重于另一个来源，也就是利益集团的经济资源。经济资源不但决定了该集团使用现有政治制度的能力，还决定了该集团运用武力反对异己集团的能力。这暴露了该理论的一个缺陷，按照这个逻辑，更为富有的利益集团才更有可能改变现有制度，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此外，阿西莫格鲁等人认为，能够带来繁荣的好的经济制度应当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产权保护，但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冲突论之上的，掌握政治权力的集团只会选择使自己租金最大化的制度，意味着有利益冲突的不同集团难以就一套使总体增长最大化的经济制度达成一致。因此，他们只能把从攫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的原因解释为偶然因素。只有当政治权力掌握在一个基础相对宽泛的集团手中，且该集团包括拥有最重要投资机会的人时，才有可能形成保护大多数人产权的经济制度。可见，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成就主要在于解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而难以阐明国家怎样才能“成功”。

　　在西方学术界，研究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影响的论著并不鲜见，但大多关注的都是政治对经济的单向影响。与之相比，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试图构建起政治与经济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体现了一定的理论特色，但也暴露出理论逻辑的短板，就是未能对经济如何影响政治作出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理论中，不同利益集团冲突的来源是资源分配。虽然资源分配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但经济制度却是由政治制度选择的。因而，政治与经济间的双向互动，表现为“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论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恩格斯指出：“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首先，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不同集团、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获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其次，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任何阶级斗争都是在阶级之间经济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发生的，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进行的。正如列宁所说，“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研究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截然不同的制度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在社会制度中的地位是一样的，只在功能上存在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基础。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则是建立在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构成上层建筑。因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更准确的表述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辩证关系。同时，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起作用的共有经济规律，决定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也是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制约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使得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科学技术等因素成为可能，因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虽然生产关系还存在不完善的方面，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整得到解决的。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只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才能实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国家富强。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