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网络媒介生态空间治理升级

2024-11-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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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的意义在于它对社会传播结构和传播属性产生了颠覆性变革,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话语平台,对达成公共意见、推动中国政治民主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媒介作为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与媒介之间、媒介与其他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保持某种和谐共生的规律或法则,从而构成了媒介生态与其他系统的和谐共生状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重要性,要求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这些要求为网络媒介生态空间治理的升级指明了方向。

  “加速”与“去同步化”现象

  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改变了当前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各个层面,同样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多元的网络舆论空间让公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和传播权的同时,也带来网络监管的难度。现代化进程中“大加速”带来的直接影响有如下方面。

  一是技术加速引发自然领域的去同步化。技术加速催生“工具性”的自然观。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数字劳动催生的互联网产品,以经典作品浅阅读取代了人们对人类精神产品的深度思考与现实追问;以对艺术创造、艺术审美的支离破碎解构,稀释了人们对艺术哲思的追求和渴望,使人们麻木地接受着一切浅显易懂的信息,迷失在网络冗余信息的海洋里,甚至出现情感空洞的真空状态,寻找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变得愈发艰难。

  二是社会变迁加速导致社会领域的去同步化。科学技术水平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重要标尺,随着先进科技的运用与迭代,人类的自然观出现了“工具性”转向。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更使得复制信息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人脑思维的钝化、弱化将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正如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强调的,我们处在一个永远变动的世界里。

  媒介生态空间治理的理论基础

  规避“加速”和“去同步化”,媒介生态空间治理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支撑。目前的网络生态空间充斥着数字黑洞、数据信息安全漏洞、涉黄涉暴不良信息内容泛滥等现象,让网络用户淹没在过度加速发展的网络空间,受控于网络空间的杂糅信息传播,这导致人们情感空洞、麻木,产生深层次的无聊、无深度、无意义的失重感,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因此,从理论奠基、历史基因和行动指引三个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理念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推进媒介生态空间治理的指南。

  人类的实践活动使得“自在自然”成为“人化自然”,使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实际上,人与自然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意味着人的实践活动既可能是一种负面的改造,引发生态危机等后果,也可以是正向的改造,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观点为塑造媒介传播环境,破除自然领域“加速—去同步化”危机,提供了自然观基础。同理,媒介生态空间治理需要激发人的积极性作为意识和正向改造行动力,需要平台、用户、政府、媒体多方协调,共同努力实践,降低媒介生态空间的社会性危机和技术性风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理念与生态智慧,为打破社会生活领域的“去同步化”提供了文化基础和传统积淀,是媒介生态空间治理的历史基因。儒家生态思想在强调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表达了人与自然互动的观念。荀子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自然有其运行规律,即人能够运用自然规律服务于自身需要。道家生态思想强调“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表达了道家自然整体论的思想。可见,推进网络媒介生态空间治理应贯彻媒体之间、媒体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贯穿着科学的民生观、发展观、文明观,分别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为克服社会领域“去同步化”提供了价值引领,是媒介生态空间治理的价值指引。“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民生观,为打破社会政治领域“加速—去同步化”提供了政治价值指引。由此,推进网络媒介生态空间治理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提升网络空间的精神品质和审美品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媒介信息需求、情感需求、精神需求、发展需求。

  媒介生态空间治理及建设路径

  现代社会在“加速”动态的增长、创新、平衡中才能稳定地再现其稳定结构。在此前提下,媒介生态空间的“加速—去同步化”负面循环并非不可打破,通过包容性、发展性、适应性与灵活性的“加速进化”,可抵消媒介生态空间的“去同步化”,实现媒介生态空间的再同步和再平衡。

  一是警惕“加速”发展带来的人工智能风险与危机。人工智能情感是指试图将情感赋予人工智能的科技活动过程及产品,是对人类情感进行模拟的产物。值得深思的是,情感数据的使用是否造成公民隐私被侵犯,情感数据的滥用是否造成网络信息空间生态系统的破坏?事实上,人工智能情感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发挥积极效用的同时催生出诸多伦理风险。如,人工智能情感的使用可能引发代际不公平问题,长期收集情绪数据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自我认同。人工智能情感本应能够将人从情感控制中“解放”出来,解决情感劳动中的情感失调、情感枯竭以及职业倦怠等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人们被人工智能控制与操纵的风险与危机有增无减。

  二是警惕“加速”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舆论战。人工智能有可能加剧虚假信息的多样性及病毒式传播,使内容创建过程和虚假信息活动的实施更加便捷化。人工智能存在算法歧视与“信息茧房”,由此深度伪造和假新闻将充斥整个互联网。由西方国家研发的ChatGPT天然地携带“西方基因”,必然裹挟着西方文化特质及其意识形态属性。在我国互联网加速发展的进程中,ChatGPT的输入和输出机制带有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使得当前网络空间中出现西方意识形态软性渗透的现象,不利于世界舆论格局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

  三是“加速”促进社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数据驱动、数据思维已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企业改革、媒体创新及政府治理效能。这是因为数据的增长从量变到质变之后,大数据带来“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同时,这种变革深刻影响到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在可控范围内应“加速”发展大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使“数据驱动”进入政府的公共决策过程,不仅成为政府治理的创新思维方式,也是提升政府管理互联网空间生态系统的治理模式。

  四是扬弃“加速”带来的各种迷群思想,倡导正向的精神文明理念。涂尔干认为,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道德防线容易崩溃,导致个体欲望汹涌的喷发,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使社会陷入道德的真空状态。裹挟在网络“饭圈”乱象中的青少年极少能够理性地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追逐什么样的明星,崇尚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才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不仅青少年缺乏理性判断,家长、学校、媒体也未能及时纠偏。因此,在网络空间中需要扬弃“加速”滋生的各种迷群思想,重塑青少年群体的精神偶像,推进网络生态空间的和谐发展。

  综上,厘清网络媒介生态空间中的乱象,防范技术迭代带来的社会性风险与危机,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向引导舆论,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共享大数据资源,破除现代化发展中“加速”造成的集体意识衰落,建设和谐、和美的网络生态空间,必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稳步向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情感创伤的识别、度量与修复研究”(23BXW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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