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起,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逐渐成为国家政治与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如果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对意大利的影响,乃至“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那么,我们首先有必要注意其外部的状况。
政治上。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以下简称“意共”)作为意大利共和国缔造者之一,长期都是最大的在野党;尤其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共借“历史性妥协”一度接近国家权力中枢。1989年“博洛尼亚转折”后,意共经历解体、改组、重建等,声势总体式微,但在托斯卡纳等地区仍是活跃力量。
文化上。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初创的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主张,还体现为一种连接不同流派知识分子的理论场。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工团主义、修正主义、达尔文主义等思潮都介入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都有代表性学者出版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到了20世纪,维柯思想复兴、新唯心主义的兴起、“意大利理论”的提出等重要思想史时刻,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外,意大利还存在多种接合欧陆存在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如恩佐·帕齐、切萨雷·卢波里尼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翼运动的兴起还诞生了一批诸如安东尼奥·奈格里、马里奥·特隆蒂、罗贝尔托·埃斯波西托等激进思想家,他们一方面受到法国理论的影响,一方面仍强调马克思与安东尼奥·葛兰西思想的现实性。
就史学内部的情况而言,意大利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代史家埃托雷·奇科蒂与科拉多·巴尔巴加洛将唯物史观引入古代希腊与罗马史研究中。至1945年前后,得益于意共大力发展文化政治契机,近似流派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形成。
成长于二战前的德利奥·坎蒂莫里与埃米利奥·塞雷尼,是这一史学潮流发展之初的关键人物。坎蒂莫里以研究16世纪宗教异端闻名,二战期间在乔万尼·詹蒂利的帮助下得以继续学术研究。二战后,他加入意共,并与妻子爱玛·梅佐蒙蒂共同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坎蒂莫里强调应当超越以政治国家为核心的主流史学叙事,构建以大众活动为中心的新意大利史。
塞雷尼19岁加入意共,两度被法西斯逮捕,曾任意共的中央执委、内阁部长、参议员等职。他的代表作之一是《意大利乡村景观史》。书中批评马克·布洛赫等人忽略地中海地区尤其是意大利南部乡村的复杂性,误将乡村视为不变的实体。塞雷尼的主业是政治活动而非学术研究,他将大量业余时间投入乡村史研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响应当时意共内部的共识,即意大利资本主义混杂了许多封建主义残余,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必要对这一资本主义的前史作一彻底考察。
此后,更年轻的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如加斯托内·马纳科尔达、罗萨里奥·维拉里等在南部地方史、工人运动史等领域逐渐崭露头角。
至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古代史、经济史、乡村史、工人运动史等领域均有重要影响力。1972年至1976年,艾伊纳乌迪出版社筹划已久的六卷本《意大利史》陆续出版,其中的撰稿者便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彼时,受年鉴学派等国际潮流的影响,意大利史学出现了社会科学化的新趋势。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反思此前过于侧重政治史的倾向,将视线扩展至社会史、经济史等方面;目光更为向下,从最初聚焦于无产阶级运动扩展至对无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关注等。20世纪80年代起,维拉里等人主导推出了多卷本《意大利社会史》。
此外,在上述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还存在诸如微观史、民俗研究等历史研究方法。微观史学的成员构成多元,其中不少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联系,如格伦迪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研究尤其受E. P. 汤普森的影响。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另一特征体现在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当时历史与史学理论的反思上。拉布里奥拉曾强调唯物史观之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地位:一是批评实证主义史学与博学好古研究,强调史学研究的当下性;二是指向思辨的历史哲学,他借维柯的语文学批评19世纪德国思想中神学与黑格尔式的两种历史哲学类型,认为唯物史观之为历史科学,在于其克服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建基于世俗的、以人的实践为本体论之上;三是就克罗齐与帕斯夸莱·维拉里之间关于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他进一步提示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基于当下实践的历史研究新范式的重要性。拉布里奥拉之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系统地批判了克罗齐与詹蒂利所代表的新唯心主义历史观,并示范了一种在本体论上面向生活实践、在方法论上以语文学与历史比较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范式,其议题包括复兴运动、南方问题、知识分子史、俗文化、附属阶层等诸多议题。他的这些反思为当时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打破意大利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管窥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百年进展,可以发现复杂与多元是其鲜明特征。复杂与多元是针对成员的学术渊源、研究旨趣与政治追求而言,前述坎蒂莫里、卢波里尼即是例子。这或许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乃至20世纪意大利史学值得深究的地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2&ZD2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