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是“乡土中国”与西方现代性遭遇过程中兴起的一种文学形态。受现实危机的刺激，部分作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中国/西方、传统/现代、愚昧/文明等来自西方的认知框架，并以此来重新讲述“乡土中国”，由此生产出荒芜的乡土景象和亟待启蒙的农民形象。但这并非早期乡土文学的全部。在早期乡土文学创作中，尽管“乡土批判”是主调，但也不乏“乡土复兴”的呼吁。正是后者构成了早期乡土文学的内在张力。

　　在中国新文学视野中，鲁迅是较早进行乡土批判的作家，他的诸多作品都堪称揭示“乡土中国”弊病的典范。但鲁迅终究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方面，他看到了“乡土中国”蕴积的愚暗以及启蒙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他对启蒙的主体又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感。早在1908年，鲁迅就在《破恶声论》中呼吁将“反迷信”的启蒙知识分子归为“伪士”，认为其行为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掠夺”，真实的目的是“钩其财帛”。因此发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这样的异声。鲁迅所言的“伪士”主要是指迎合启蒙风尚而另有企图的人，这些人对欧美现代化和中国现实都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作为志业的“启蒙”，而是启蒙话语所能带来的权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伪士”的身影经常出现在鲁迅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如《阿Q正传》中投机革命的假洋鬼子、《头发的故事》中高谈阔论的“理想家”、《端午节》中坐享其成的方玄绰等。

　　除了逐层剥去向上钻营的“伪士”的装饰外，鲁迅还不断对“返乡”知识分子发出灵魂的拷问。以《故乡》和《祝福》为例，这两篇小说都出现了“返乡”知识分子的形象，虽然他们在初回故乡时都具有某种知识的自信，但很快就发现启蒙话语在乡村的苍白无力，例如闰土的贫穷不是“老规矩”造成的，祥林嫂的痛苦也不是科学理性所能安慰的。此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全知全能的启蒙者，而退化为无法与故乡进行有效对话的“局外人”，他们最终只能选择从故乡黯然退场，而等待他们的则是灵魂的孤独与漂泊。在《在酒楼上》《孤独者》这两篇小说中，鲁迅写出了知识分子脱离乡土社会后迷茫、无为的状态。

　　正是看到了启蒙话语的虚妄，鲁迅开始质疑、反思启蒙者的位置与身份，不断解构叙事者/观看者的权威，使“看/被看”的结构变得极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先进/落后”等西方现代二元认知框架的颠覆。可以说，鲁迅既是乡土批判叙事模式的重要开创者，也是乡土批判叙事模式的有力瓦解者，其思想的复杂性由此凸显。

　　如果说鲁迅是在讲述“乡土中国”故事时颠覆了西方现代认知框架，那么20世纪30年代一批比鲁迅更年轻的作家则是在超越了西方现代认知框架之后重新讲述“乡土中国”故事。在他们的笔下，“乡土中国”的困境并非简单地来自农民自身的愚昧落后，而更多的是“现代性的后果”。在茅盾的《春蚕》、叶紫的《丰收》和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作品中，叙事者并不高于农民，而是站在农民的位置上从“我们”的角度呈现“乡土中国”破产的根源。叶紫的《丰收》写出了宗法社会解体后士绅阶层的“劣绅化”过程及绅民关系的新变；茅盾的《春蚕》写出了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对中国民族工业及小农经济形成的叠加打击效应；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写出了国际资本对粮食价格的操控及农民在“市场经济”中任人宰割的状态。尽管这些作品各有侧重，但都将批判的焦点对准“现代性的后果”。

　　其一是打着“全球化”旗号实则加强对别国控制的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其视野就是“全球化”的，但这种“全球化”显然不是一个共同富裕的过程，而是一种新的控制机制。近代以来，中国被纳入“全球化”进程中，原有的经济形态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遭遇严重危机，其自救机制也随之启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成为其危机转嫁的基地。大量的粮食和轻工业品倾销到中国，首先侵蚀到中国农业，导致粮食价格暴跌，甚至丰收也不能换来温饱，很多农民最终只能无奈地放弃土地，他们或铤而走险（如吴组缃《樊家铺》中的小狗子），或进城务工（如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或落草为寇（如萧军《第三代》中的海交）。其次侵蚀到农村的副业，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当数蚕丝业。蚕丝业本是江南地区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但随着洋茧、洋丝倾销到中国，蚕农和丝厂的处境都岌岌可危，丝厂要想生存，只能持续压榨蚕农，如此造成的恶性循环使无数“老通宝”们破产的结局不可避免。

　　其二是打着“反封建”旗号实则损害农民权益的畸形现代化改革。这种畸形的改革虽瓦解了原有的宗法社会价值体系，但无法重建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使基层社会失序、民众无所适从。基层社会失序首先表现为军阀割据，各地军阀为了获得比较优势，纷纷拓展财源，增加税赋。税赋的压力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农民处于终端，是税赋的最终承担者，没有转嫁的可能，其结果是广大农民入不敷出，再生产链条断裂。前述作品中出现的苛捐杂税描写大都是这一过程的直接反映。其次表现为士绅阶层“劣绅化”，从传统的“保护型经纪”转化为现代的“赢利型经纪”。宗法社会解体后，士绅阶层日益丧失地方精英的功能和荣誉感，一部分选择离开乡村，一部分则退变为“劣绅”并与民间痞棍合作，填补农村的权力真空。他们经常利用手中的资源巧取豪夺，成为压在民众身上的又一座大山。叶紫《丰收》中的“何八爷”、吴组缃《一千八百担》中的宋柏堂都是这种“劣绅”的典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时期，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农民被一些新文化人视为中国现代化的“他者”，乡村被叙述为中国前行道路上的绊脚石。农民主体性地位的被剥夺与农村破产几乎同步发生，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启蒙叙事”所召唤出来的以西方现代化为蓝本的改革，这种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偏离中国的现实语境，致使乡村陷入了新的危机之中。鲁迅、茅盾、叶紫、叶圣陶、吴组缃等早期乡土作家正是看到了盲目崇信西方现代化所结出的恶果而开始直面中国的特殊现实，他们或参与到对“启蒙叙事”的质疑与反思之中，或参与到对乡村危机根源的重新阐释之中，或参与到对乡土故事的重新讲述之中，最终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认知模式的双重超越。这一诉求在之后的乡土文学实践中不断得到响应。例如，延安时期和“十七年”时期，文学对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建构；改革开放时期，文学对农民首创精神的阐扬都力图在西方现代话语之外，重新理解农民，重新理解乡土，重新理解中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21&ZD26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