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书写中，城市与乡村是意旨不同的概念，它们有各自的风貌景观，也指涉内涵迥异的意义空间。传统城市“因井为市”，由商贾买卖发展起来，而商品、货币以及围绕商品展开的一整套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同样也奠定了现代城市的基本品格，并在此基础上影响了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以及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方式，形成了不同于乡村的生活样貌和价值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区别由此而生。换言之，二者的差别在书写对象和叙事空间之外，更是价值观念与感知方式的不同。

　　“城市”与“乡土”的对照

　　无论是传统的“因井为市”，还是现代的工业化都会，不同行业、不同身份背景的个体因商品而汇聚在城市空间中，形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如果追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关于城市书写的脉络，我们不难发现，自晚清《海上花列传》《海上尘天影》《海上繁华梦》到现代文学中的张资平、穆时英、张爱玲等作家的上海书写，都是通过描写超越血亲或籍贯的人际交往，呈现围绕消费行为和货币经济确立起的价值标准和衡量体系，进而画出由商业文化构筑起的城市骨相。同时，也借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然观、人生观与世界观，重新定义了文学创作中的矛盾冲突与情感走向。即便是丁玲、茅盾或周立波，如果抛开彼时文学承载的社会功能，他们笔下的上海故事也是在城市生活的现实逻辑中展开的。这些关于上海的描述成为不同历史阶段城市文学的典范之作。

　　不过，相对于城市文学，乡村和乡土题材才是一直被有意识地引进小说的创作主流，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时间浸淫在乡土中国的文化现实中，书写乡土既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反映，也是因为文学承担着启蒙的责任，乡土中国是通过文学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起点。在鲁迅对“乡土文学”的定义中，“侨寓”和“乡愁”是两个关键词。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乡土文学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都“只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侨寓”决定了乡土文学是在与城市相对应的地理空间中，以一种回望的姿态展开的，而如何表达“乡愁”则与写作者的立场、眼光以及具体的时代语境相关。

　　乡土文学不仅应该具有独特的风土人情、地方特质，更应该具备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和时代性特征，与之相对应的城市文学也需要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去理解。也就是说，除了对城市景观的描摹、对市民生活的讲述，城市文学还必须是时代话语的价值体现，必须在现代性的视域中被阅读、被阐释。于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五四”启蒙思想感召下的乡土愚昧、落后，是亟待改造的国民性，城市则是“modern”、文明或革命的代名词；“新感觉派”将城市描述成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充斥着奢靡、颓废、喧嚣的欲望之眼，成为“现代”的另一种表象；在萧红、张爱玲、苏青的笔下，城市则是日日要对付的三餐一宿和琐碎日常，世俗而趋利，充满着精刮算计；在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中，城市则是带有腐蚀性的物质享受，是需要改造的对象，而乡土则是远大理想、革命愿景和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停泊地，锻造出大公无私、将生产劳动视为“第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意旨的变动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而这一呈现恰恰是在与“乡土”的对照下完成的。换言之，正是由于乡土提供了与城市完全不同的经验表达，才使现代性话语中的“传统”与“现代”处于二元对立的两极，二者派生出来的概念，比如落后与进步、愚昧与文明、保守与革命，或者宁静与喧嚣、美好与颓废等，代表着城市和乡土的不同表象，成为我们观察并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切入点。

　　混杂多元的当代城市

　　作为地理空间的城市里遍布着政府大院、工厂银行、商铺公园、饭庄酒店、写字间和公寓楼……街道、马路、天桥连接起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社会空间的城市里活跃着老板雇员、贩夫走卒、经理掮客、打工人和观光客……他们既彼此联结，同时也在交往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结成复杂的人际网络。这些构成了城市文学的基础要素，却也只能描摹出城市景观的大概轮廓。与携带着“异域情调”的风土人情凸显出地方差异的乡土文化不同，商品流通所带来的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管理和品牌文化使城市的样貌越来越趋同。特别是当中国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环，被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语境之后，体量相当、定位相近的城市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小。所以，尽管我们身处不同的城市，看到的却都是类似的城市景观。

　　不仅如此，商业化的高度发展让城市文化变得面目模糊、混杂多元。数量众多、大大小小、彼此独立又相互连接、中心明确却边界流动的文化群落布满了城市。这些群落可以依据同乡会、同学会，或者消费习惯、生活经历，甚至兴趣喜好和休闲方式而建立，它们相互叠加，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同时跻身不同的文化群落。这些群落借助城市的包容和扩张，发展并巩固自身的文化品格，同时其适应性和渗透力也使城市本身无法再保持风格上的统一和完整，城市因此也都成了不定性的城市。也正是当代城市的这种混杂多元使城市的符号意义不能再被单一地概括为文明、进步或颓废、趋利，而是让现代性的多重面孔呈现出重叠并置的状态。由于今天的城市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意义空间，所以当写作者描述他们生活的城市时，不同的处境、立场、视角和眼光看到的城市风貌，以及将城市作为文化符号寄托的精神寄寓也就不尽相同。现代城市的千城一面，或是一城千面，为城市文学提供了多重表达的可能。

　　当代城市文学的多重表达

　　贾平凹用“日子里的泼烦琐碎”填塞城市空间，但在他的西安城里，城市与乡村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地理空间，转而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曾经对标城市与乡土的文化符号经过层层叠加和晕染，也变得面目模糊且边界不清。当保留着乡土生存惯性的人物游走在这样的叙事空间中时，这一城乡混杂体也就变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心理积淀。贾平凹因此写出了当代人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生活迎面相撞时爆发出的火花与碎片。王安忆的上海承继了糕饼小菜、精打细算的海派日常，那些来自乡土、穿梭于市井的保姆、阿姨、鞋匠、小贩认同的必然是上海的城市性格。那是源于商业文化中的务实精神和行动性极强的处世方式，用王安忆的话说就是“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从容不迫的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在这种不断变动的时空中恒常不变的是饮食男女，不仅是市井生活的活力彰显，也是现代人通过尊重自身的情感、欲求获得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张欣笔下的广州各种商品化社会的标签迎面扑来，器物和人情都透着明码标价的商品本质，故事也浸透在浓厚的物质主义氛围中，货币经济的逻辑成为世故人情的试金石。热火朝天的商战情战与追逐梦想和感官刺激的职场精英，混合成充满消费逻辑和欲望实践的都市景观，城市是工业现代性的具象表达。

　　在近些年的城市文学中，贾平凹笔下既像城市又像乡土的西安，或王安忆笔下上海人和外地人一起热热闹闹享受市井乐趣的上海，都是以城乡并置的方式表达城市的现代性体验的。张欣则悬置了乡土写城市，本质上也是一种对应乡土的城市书写，因为她对都市文学的理解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之前的所谓都市文学其实是农村人穿着都市人的衣服”，“脑子里还是乡村观念”。正是在与“乡土”关联的意义上，城市景观表象下的时代风貌得以展现。所以，不论是城乡混杂还是城乡对立，二者不断变动的符号意义和相互关系不仅重新定义了城市文学的地理空间和文化边界，更凸显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的动态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