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法则”的概念源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据达尔文观察，在自然界中，那些最能适应环境、最能有效利用资源的生物将会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而那些不能适应环境、不能有效利用资源的生物，将会被淘汰。丛林法则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属性。前者是指受大自然的客观条件限制，而不受人性、社会性的因素影响，在自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强者才能获得最多。后者一般体现在动物界，人作为高等动物，可以改变丛林法则的自然属性，这种改变呈现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强化和弱化。一些西方国家强化甚至扭曲了这一法则，使其成为在国际社会中欺压弱小的思想工具。

　　西方强权政治传统作祟

　　就社会意义而言，大到国家、政权间的博弈，小到企业、人与人间的竞争，都在遵循丛林法则。至于博弈和竞争的结果，要看各自的实力、智慧、手段和改造或适应环境的能力。作为自然界中生物生存竞争基本规律的丛林法则，虽然在人类社会中也有体现，却存在争议。将丛林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因忽视了人性、道德和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必然展现过于残酷和无情的后果。

　　人类进入近代以来，西方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并崛起为世界主导力量，大肆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给人类带来无尽灾难，由此导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是成王败寇的零和博弈冲突结果。例如，一个民族的强盛是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基础上的，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吞并基础上的，这些动物生存本能的延续都是遵循丛林法则思维异化为霸权逻辑或强权政治的结果。

　　信奉弱肉强食的西方，在对外政策上更是如此。英国等殖民者自征服海外殖民地，为其工业化掠夺土地、人口和原材料的第一天起，就将丛林法则和强权政治演绎得淋漓尽致。广大亚非拉等落后与弱小国家和地区遭受殖民压迫和剥削，长期陷入赤贫状态，其中多数至今无法改变悲惨命运。非洲大陆资源丰富，但不仅没有出现一个强国，而且内外冲突不断、发展缓慢，这就是西方殖民后遗症。更有甚者，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由盛时的几千万，被虐杀到只有几十万。

　　由此可见，自人类有史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西方文化的过滤和渲染，除丛林法则外，西方流行的“强权即真理”等观念，给国际行为规范和国际关系准则开启了一个又一个恶劣先例，严重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这些观念与西方标榜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丛林法则攫取霸权利益

　　冷战结束后，美国刻意塑造人类文明“灯塔”形象，并与其在二战后建立并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一道，使用锋利的美元“镰刀”收割全世界，才长期维持了美国低通胀、高品质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包括金融霸权在内的美国制度霸权攫取的红利，正是丛林法则的当代体现，不过是在金融平台和技术包装下穿上了一件看似“合法”的外衣而已。

　　与此同时，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并不满足于通过制度霸权优势攫取利益，还致力于将强权政治的丛林法则“发扬光大”。这样，不仅可以补充金融“镰刀”的不足，而且可以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更好维护其全球霸权利益。这也是由于军工产业对美国内政的影响和绑架，使得军费开支居高不下，进而形成无法逆转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强权政治传统是与生俱来的，短短240多年历史，参加和发动的战争就有200多次。二战后的美国参与的战争更是频繁，其目标所向普遍弱小，使这些国家被长期制裁而无还手之力。冷战一结束，美国就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后又以北约名义入侵和解体了南斯拉夫。为了推行丛林法则，美国一向重视并善于拉帮结伙，制造出人多势众、“公理”在己的形象。除了牢牢控制军事集团北约、五眼联盟，不断推进美日美韩军事联盟外，还与英澳等国建立奥库斯（Aukus）等“小多边”机制。

　　美国针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又将丛林法则衍生出一系列新形态，例如，以制裁、贸易战、长臂管辖、延续和扩大技术封锁、踢出贸易链和产业链。自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并挑起对华贸易战以来，拜登政府期间并未改善中美关系，反而进一步推动脱钩断链，在科技制裁上堆砌“小院高墙”等。毫无疑问，以上就是美国针对中国等强大对手量身打造的“丛林法则”新手段。实践证明，这种不择手段的全面战略竞争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人害己。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