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全球发展失衡断裂造成的空间正义问题越来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马克思空间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全球空间正义思想得以解蔽出场。激活马克思的空间理论，尤其是空间正义思想，对于我们深入把握全球发展失衡的根源及解决之道，推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空间秩序变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空间思想研究的新转向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空间理论大都被框定在标识物质运动伸张性与广延性的几何学层面。这一认识使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得到凸显，进而与唯心主义哲学划清了界限。但过于强调空间与绝对客观世界的联系，亦造成了空间理解的“与人无涉化”，使它脱离人的实践活动进而变得机械、绝对。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资本主义崛起造成的空间殖民、空间剥夺、空间隔离、空间同质等问题愈演愈烈，西方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微观空间政治学、后现代地理学等角度思考空间生产对于实践的多维向度，推动了空间问题探讨的社会历史转向，并将正义维度引入空间理论。但囿于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理论界缺乏对社会空间的权力本质及空间正义的发展历程的理解，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基于西方理论界“空间转向”的影响，加之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国内学术界在对城乡空间断裂、城市空间资源不均等问题的思考中意识到空间问题的重要性，并对既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逐渐构建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在找准理论方向后，国内学术界围绕“微观空间”“城市空间”“全球空间”三个维度，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宰制空间的经典论析、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空间问题以及全球化问题展开探究。其中，马克思全球空间正义思想研究的持续升温，标志着21世纪后国内空间问题研究的显著趋向。

　　全球空间正义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当资本主义展现“文明作用”的同时，背后隐藏的是它利用自身在技术和财富上的优势对全球空间布控与谋划的加深。其中，既有经济领域以“剪刀差”为核心的“全球供养体系”，又有政治领域“中心—边缘”的权力格局；既有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殖民，又有生态领域环境危机的全球转移。资本的增殖逻辑决定了由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必定是奠基在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上的，只有在这种不平等秩序下，才能确保全球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自身，并将其他国家固定在供它驱使的位置之上。由此可见，全球空间正义问题之渊薮，乃是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资本通过构建一个“同质性”的全球空间权力场域来满足自身价值增殖体系的统治与循环，同时又使发展的失衡性与断裂性成为这一空间秩序的注脚，全球空间正义问题由此愈演愈烈。

　　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空间失衡断裂，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指出，这种情况将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普遍化、资本主义制度被“自由人联合体”取代而彻底解决。“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对人类未来社会发展走向的判断，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类文明新图景，它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旨向，是对资本主义“物本逻辑”和“利己主义原则”的彻底扬弃。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的发展将取代资本增殖成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的。并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在人与人之间，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剥削和被剥削、依附和被依附为特征的关系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得其宜的空间生产与分配新秩序。通过构建“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为全球空间秩序的重新塑造指明了方向，为全球空间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实践指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实践

　　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现实，对马克思全球空间正义思想加以现实性转化，以解决当前全球空间正义问题，成为亟须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议，这是共存共在、共商共建、共赢共享本质思维的投射，体现着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是在当代语境下对马克思全球空间正义思想的开拓创新。

　　打破全球空间发展的价值隔阂。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提出的，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生存价值理念，“公平与正义”是人类的社会价值理念，“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的政治价值理念。如果不坚持共同的价值理念，不以共识打造理念共同体，而是以行为体的特殊利益各怀心思、貌合神离、勾心斗角，就难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只会陷入矛盾冲突，导致共同体瓦解。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使全球能够达成内在的理念共识，从而促进新型全球发展空间的形成。

　　消除全球空间发展的不对等性。在形成理念共识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共建共通。共建指世界各行为体在共存共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协商、管理全球事务，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当然，以全球共建为基础的实践共同体需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共建并不等于世界各行为体在权利与义务上的完全均等化。鉴于历史遗留、权力格局等因素，应该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利，相应增加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发展中的获益比例。共通主要指建设共通型的世界发展格局，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引导全球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的方向发展。只有让世界各行为体融入全球发展洪流、相互碰撞交流，才能在不断发展自身的基础上实现全球共荣。

　　克服全球空间发展的风险危机。当下，人类不仅面临军事战争等传统安全风险挑战，而且面临网络信息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彼此影响、相互关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是国家间相处之道，穷兵黩武的霸道行径最后也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各国必须摒弃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任何国家不得随意发动战争，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在极地、深海、外空、互联网等新领域坚持共治原则，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从而以真正多边主义的对话协商、合作互利方式解决安全困境。

　　弥合全球空间发展的断裂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互利共赢的合作共同体具有很高的标准，它包含了共同发展、包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共同发展强调的是“绝对收益”，所有参与者都会获得利益；包容发展要求的是“公平收益”，在贡献与收益成比例的前提下，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能获得更多收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是“持续收益”，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享共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自由问题研究”（21FKSB0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