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空间转向”为深化对区域概念的理解提供了契机。空间理论视角下,区域作为一种知识生成于社会实践中,是尺度政治的产物,体现了权力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后,理论建构的任务较为迫切。立足空间理论理解区域概念,分析区域的建构与解构,有助于促进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发展。
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空间失位”
国际关系重点探讨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和规律。由于国家与领土紧密相连,形成了以明确边界为基础的领土国家,使得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空间失位”问题,并因此导致两个问题。一方面,空间被视为固定和客观存在,导致国际关系研究较少关注领土国家的历史演进。由于将领土与空间视为等同,领土国家成为空间的唯一表达形式,忽视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产生了国家在领土内有序疆界外无序的固有印象,过分夸大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差异。另一方面,“空间失位”造成国际关系中不同分析层次之间的割裂。层次分析法将国际关系分析区分为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等不同层次,因过于依赖固定的空间概念,使得国际关系研究陷入线性、割裂及过于简化的分析思维中。然而,无论个人、国家还是国际体系,它们仅仅是空间中的不同尺度,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彼此相互连接并在历史中不断演化,而非一成不变。
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转向”是人文地理学和国际关系交叉融合的产物。受人文地理学和批判地缘政治学影响,国际关系研究逐渐注重“空间”概念,这为跨学科分析提供了巨大潜力,有助于突破传统思维的局限,重新理解国家冲突的根源、国家起源等一系列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
“空间转向”提供新的视角
空间概念具有多维性,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超越领土的局限,重视探讨空间的其他维度。空间生产具有实践性和政治性特征,构建空间理论可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首先,空间的本体地位。确立空间的本体地位意味着空间并非其他社会过程的副产品,承认空间具有独立的因果效应。例如,用关系性逻辑来理解国家,而不是将国家视为权力的空间容器,则能够在资本流动及社会的跨国界活动中凸显更多国际社会中的治理难题。
其次,空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物质与观念互动的结果。空间的社会建构承认空间是一种关系安排,受到社会中不同因素的影响。空间的社会建构并不否认空间的物理属性,认为空间是物质和观念的融合。在物质因素中,技术对空间生产有着重要的限制作用。没有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很难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然而,技术又并非唯一的因素,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采取了逆全球化政策重塑全球供应链,意图重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
最后,尺度是空间生产的核心。在尺度政治中,权力行为体争夺并重新分配空间,塑造边界和界限,并借此扩大其影响力和权威。权力行为体可以缩小尺度,也可以扩大尺度,促使权威在地方、区域、国家及全球层面不断转移。国际关系学者引入尺度概念,承认国际关系中存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彼此相互交织,而非隔离。区域重要性的提升正是尺度政治的产物。
“空间转向”下的区域建构
从空间理论视角出发,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区域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包括区域本体地位缺失、过于重视区域的社会建构以及缺少对区域能动性的分析。为此,国际关系“空间转向”下的区域建构需要注重以下趋向。
首先,确定区域的本体地位。传统区域研究形成了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及新地区主义等流派,这些理论将区域视为国家派生的产物。“空间转向”下的区域建构应建立在区域本体地位的基础上,从区域而非国家视角分析区域的生产与再生产。当然,区域本体地位并不意味着忽视国家,国家仍然是区域的基本构成单元,而是强调研究视角聚焦区域层面而非国家层面。例如,区域公共问题是区域建构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有助于塑造区域整体性意识和身份意识。近年来,欧亚区域出现分化,核心因素是区域身份的缺失导致了区域错位现象的出现。
其次,立足实践理论探讨区域建构。区域建构包括具体化、意义铭刻、内外沟通等路径。具体化是指将空间作为独特的现象,并采取话语命名形式,在地图和表述中标示出来;意义铭刻表明区域不仅包括范围和名称,而且包括意义,如特定目的和历史等;内外沟通强调区域建构存在内部认同和外部承认问题,两者之间缺乏互动或者不匹配可能导致区域的解构。欧亚区域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区域内部和外部缺乏有效沟通。
最后,尺度政治与区域建构存在密切关系。尺度政治影响区域建构,意味着重视权力对区域的影响。一方面,权力影响区域与空间中其他维度的关系。区域重要性的提升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然而,地区主义存在西方和非西方差异。西方地区主义注重区域建构,通过提升尺度克服领土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与之不同,非西方地区主义更为注重国家建构,目的在于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产生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权力影响到区域范围的变化。区域内外权力互动构建出区域范围。
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转向”提升了对区域建构的理解。基于空间理论,区域建构能否成功还有赖于区域的连接性,这是指区域内部的凝聚方式,包括经贸联系、通道和走廊建设、人员流动等,构成了区域建构的物质基础。区域制度也是影响区域建构的关键所在。区域制度能力越强,越有助于实现区域建构。当然,区域可能存在制度的“重叠”与“嵌套”,构成“重叠地区主义”,体现出区域建构中区域国家的能动性。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环里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环里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