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以来，“空间转向”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颇具影响的理论潮流，“空间”概念被问题化并成为研究焦点。当前，空间理论已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范式，对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学也逐渐改变“空间失语”的状态，空间成为洞察国际社会的重要维度，以空间视域审视国际关系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基于空间理论视角考察国际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空间转向”的可行切入点。

　　国际秩序的空间意蕴

　　从空间理论视角看，秩序不仅是一种社会状态，还是一种空间状况。对国际秩序的空间化诠释，应将它视为一种空间秩序，即国际行为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而有序的空间状况。这种秩序是国际空间与国际社会交互关系的产物。国际空间作为一类特定的空间，兼具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属性。物理空间取决于自然地理因素，由独立于人类实践的客观地理环境塑造；社会空间则是国际行为体空间实践的产物，由国际行为体特别是主权国家造就。整个国际社会空间，正是一个由国家间关系与互动构成的社会体系。

　　作为空间状况的国际秩序，本身富含政治意蕴。国际空间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容器”，也是国际社会权力运作的媒介。国际秩序从属于权力逻辑，其空间结构正是权力运行的产物，本质上是权力在国际社会空间中的实现。在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秩序下，国家是塑造国际秩序的核心主体。500余年来，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几经演化，国际秩序也随之不断发展演变。进入后冷战时代，各主权国家以权力位势为基础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型的等级化社会空间结构，超级大国在全球空间中推行霸权控制，地区大国在区域空间中践行权力政治，使得国际秩序呈现典型的霸权状态。

　　国际空间镶嵌在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网络中，特定的国际秩序是特定空间结构的外化，是国际社会支配性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具体映射。当代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不平等体系结构的具象化，等级化的空间秩序不仅体现在世界政治体系中，还体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自15世纪末西方国家开始全球扩张以来，国际社会的空间分异逐渐形成和强化，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圈层式空间结构。依附理论阐释的“中心—边缘”结构、世界体系理论揭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体系，均是这种空间分异的具体表现。这种政治与经济双重不平等的空间状况，使得当前国际秩序中存在政治上的权力压迫结构以及经济上的资本剥削链条，且霸权关系在空间生产中不断自我建构。

　　霸权秩序的空间生产

　　从空间理论视角看，空间结构由空间实践活动建构起来，国际秩序不是一种先验的空间状况，而是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国际秩序的生成与运行，是国际空间生产实践的产物。国际社会的空间生产是国际行为体对国际空间的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实践过程，这种空间实践活动在本质上是资本与权力在国际社会空间中的运作过程。部分国家在国际权力位势或全球资本链条中居于上位，在国际空间分配中能够突破主体界限，拓展利益边界，甚至控制空间连接，主导空间体系，形成空间垄断与空间特权，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性或区域性霸权秩序。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霸权秩序，正是特定国际权力结构与资本格局的空间表象。

　　一方面，霸权秩序的空间生产是权力在国际社会空间中的运作过程。权力是一种空间控制力，霸权秩序的生成是特定空间主体对国际空间占有与控制的过程。少数强国利用空间控制构建自身的霸权地位，以实力为基础实现对空间的占有、支配和控制，让空间服从于权力。空间成为一种政治工具，权力与空间的互动过程成为少数国家谋求霸权空间、追逐国际权力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霸权实现了对全球空间或区域空间的控制，完成了国际空间的组织化。权力的这种空间运作机制，形成了权力编织的国际社会运行的空间网络，霸权国家通过国际社会空间生产实践实现了权力和统治结构的再生产。世界政治中的霸权秩序，在权力的空间运作与空间扩张中得以生成和强化。

　　另一方面，霸权秩序的空间生产也是资本在国际社会空间中的扩张过程。霸权秩序的空间生产，是资本在国际空间中取得结构性优势的过程。霸权秩序的生成在本质上也是资本积累的逻辑，资本的空间扩张形成了资本积累在全球空间中的布局，造就了以“中心—边缘”二元结构为特征的不平等的国际空间结构体系，强化了国际秩序中的剥削链条和“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关系。国际秩序的空间生产实践实质上也反映了特定生产方式——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际空间中的展开。资本主义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从而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强化了国际秩序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特征。同时，霸权秩序生成的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是相统一的。资本争夺空间的过程与权力控制空间的过程，共同建构了国际空间的霸权秩序。

　　秩序变革的空间逻辑

　　霸权秩序的空间生产使得现有国际秩序成为权力和资本共同塑造的等级结构，因此存在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国家在权力位势上的等级差异，意味着国家之间在空间资源占有上存在显著的不平等，形成了政治上的压迫结构。国家在资本链条中的角色差异，强化了“中心—边缘”的二元空间结构，使国家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在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的利益与诉求主导着国际关系，弱国处于边缘化状态，安全与利益常被忽视，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也成为空谈。

　　在此背景下，变革旧的国际秩序，探寻更为公正、更为合理的新秩序，成为“全球南方”的客观需要和普遍诉求。基于“三元辩证法”的时间维度审视，国际秩序并非静态的社会结构，而是动态的实践过程。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与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正推动国际秩序发生历史性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带动了国际生产力布局的变化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变迁，“中心—边缘”的国际空间结构发生嬗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群体性崛起，在国际空间结构中从“边缘”向“中心”位移。这种变化加强了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趋势，颠覆了旧有国际社会空间秩序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方式，改变着国际秩序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推动了国际社会空间结构的去中心化。新的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生成由此成为可能。

　　在国际秩序的新变革中，以共同体秩序取代霸权秩序是人类社会目前的最优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人类社会空间变革的历史发展潮流，也有利于应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和平赤字、安全困境、发展鸿沟、文明隔阂和环境危机等共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国际社会指明了和谐共生之道，为应对当今世界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构建良性有序的共生型国际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通过对国际社会空间的重组消解霸权秩序，增进空间正义，消除国际秩序对人的异化，推动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最终实现。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亚欧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