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铸造并使用货币的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货币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货币文化。中国的货币文化逐渐辐射、影响到周边的民族与国家，古代东亚世界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货币文化认同，“东亚货币文化圈”由此产生。

　　何为东亚货币文化圈

　　长期以来，古代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现代学术中的“东亚文化圈”概念由此提出。东亚文化圈蕴含的同质性要素包括诸多方面，不仅有大家熟知的汉字、儒学、律令和佛教，对货币文化的认同也是其中之一。

　　东亚货币文化圈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层面：货币认同与货币融通。具体来说，货币认同需要建立在完善的货币制度上，而且这种货币制度还要长期保持对周边国家的优势地位。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不仅形成了新的计重单位，而且直接推动了我国古代衡法两以下十进换算制的建立，由此进入宝文钱制的新时代。此时，铸钱使用的翻砂工艺取得重大进步，后经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中亚、欧洲及东亚诸国，并广泛应用于机器制造业，推动了近代工业革命进程。周边国家向往并主动模仿这种先进的货币制度，不仅表现在货币形制、重量、文字、铸造技术等方面，甚至还借鉴了流通管理、货币立法等内容。由于各国参照的蓝本相同，货币制度逐渐趋于统一，货币认同开始出现并为货币融通奠定了基础。

　　融通即融汇、互通。货币认同出现后，货币流通便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而是打破疆域，实现跨境流通。宋代是中国古代铸钱数量最多的朝代，在海外贸易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宋钱大量流向朝鲜半岛及日本、越南等国。“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通过边关整车运送出去的铜钱，不仅受到周边国家的广泛欢迎，甚至还在一些国家替代本国通货执行主币的职能，如交趾“纯用中国铜钱”。东南亚国家大都视宋钱为“镇国之宝”，“东南诸番国无一国不贪好”，遂出现“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之现象。“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在这样的货币流通范围内，使用者逐渐形成了趋同性的货币文化，货币文化圈开始出现。

　　形塑历程

　　东亚货币文化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早期阶段，由于周边地区没有发行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主要使用中国铸币。日本广岛、冈山等地出土了战国明刀币；朝鲜半岛北起慈江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南至全罗南道均发现此类刀币，特别是慈江道江界郡一次就出土了4000余枚。西汉时，南越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已经打通，沿线国家如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地均发现有汉代货币。实际上，直至7世纪末，东亚、东南亚诸国还未曾铸造过货币，它们在经济交往中，除了物物交换之外，就是使用中国货币，由此形成了对中国货币的接纳与认可，这是东亚货币文化圈的准备阶段。

　　开元钱制确立后，周边国家开始积极地模仿，其中最早的是日本。7世纪初，日本陆续派出遣唐使，主动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与文化，并于7世纪末首次发行“富本钱”。富本钱在文字、形制、重量上与开元通宝钱保持高度一致，“富本”二字亦出自中国典籍：“富国之本，在于食货”。和铜元年，日本再铸“和同开珎”钱，至天德二年间共发行了12种圆形方孔钱，不仅在外形特征上完全模仿开元通宝，而且在货币立法方面借鉴了唐律中的相关内容。

　　朝鲜半岛自铸币始于高丽王朝。“高丽之治，大抵崇尚唐制”，成宗尤其“乐慕华风”，并于十五年夏四月“铸铁钱”，即“乾元重宝”背“东国”钱。乾元重宝本为唐肃宗铸币，高丽王室曾一度将其始祖追溯至唐肃宗，又在其首次铸币中利用唐钱作正面模板，背面加铸“东国”二字。此后，高丽王朝陆续发行了“东国”“三韩”“海东”钱，其钱文均为汉字、形制源于唐钱，奠定了此后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基本的货币制度。

　　公元968年，丁部领继位，建国号“大瞿越”，受宋朝册封。在此之前，越南一直使用中国货币。前黎朝天福五年“春二月，铸天福钱”，这是越南正史关于铸造货币的最早记载。实际上，中国典籍保留了越南更早的铸币记录。南宋洪遵所撰《泉志》一书中不仅辑录有“天福镇宝”钱，还有“太平兴宝”钱，后者系丁部领建元太平后所铸货币，将越南的铸钱史提前至丁朝。越南统治者使用的年号多袭自北宋，如“太平”“明道”“元丰”等，由于这些年号下的铸币均与北宋铜钱极其相似，以至于我们今日仍无法准确区分。可见，唐代开元钱制确立后，东亚诸国陆续以此为蓝本，自铸货币并确立本国钱制。由于各国铸币均与中国货币保持高度相同，因而彼此之间实现了融汇、互通，这是东亚货币文化圈的形成阶段。

　　东亚货币文化圈形成之后便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海洋贸易日益繁荣，各国间的商业往来络绎不绝。虽然各国已经发行了货币，并实现了彼此融通，但是中国货币依然在东亚地区的国际结算中扮演着主角。此时，中国铜钱甚至成为一类特殊的商品，通过船运的方式输出以满足邻国之需。近年来东亚海域发现多处水下沉船遗址，这些商船中均装载了大量中国铜钱：“南海Ⅰ号”超过17000枚，“南澳Ⅰ号”总计15000余枚。新安沉船是一艘元末前往朝鲜、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出水钱币更是达到800万枚。尽管如此，不少国家还渴望通过朝贡回赐途径获得更多的中国货币。在东南亚市场上，中国铜钱依旧是最受欢迎的通货，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群岛的爪哇、苏门答腊、巴厘诸岛还仿铸了中国的圆形方孔钱。

　　推动文明互鉴

　　东亚货币文化圈的产生与发展，与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确立的领先地位是分不开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东亚货币文化圈的核心是对中国货币和货币文化的认可与接纳，但这一过程并非依靠政治强权、经济侵略而推进，它是中国货币和货币文化向四周自然扩散、和平传播的过程，接受者的主动寻求是其中一种重要推动力。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东亚货币文化圈展现的历史意义。

　　首先，推进古代东亚诸国建立完善、稳定的货币制度。开元钱制确立后，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陆续仿效，起初是对货币形态的模仿。东亚货币文化圈形成后，各国以此为契机对中国先进货币制度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学习与借鉴，从而建立起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货币制度，各国经济由此走向快速发展之路。随着东亚货币文化圈的传播效应持续扩大，各国的货币制度又进一步得到了完善，这对于稳定东亚诸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其次，加强古代东亚诸国间的经济联系，维护古代东亚世界的经济秩序。货币文化圈形成后，各国发行的货币在形制、重量、文字等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由此实现了货币认同与融通，区域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由于古代中国始终处于东亚货币文化圈的核心，各国通过商贸、朝贡等途径与中国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系，中国则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与各国经济交往中坚持平等互利原则。这不仅直接带动了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维护了古代东亚世界的经济秩序，保障了历史上东亚地区经济的长期繁荣。

　　最后，创造世界货币文化二元格局。尽管中国的货币文化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但是也持续吸收了周边国家货币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东亚诸国以货币文化圈作为传播载体，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逐渐成为东方货币文化的代表，并与以希腊、罗马货币为代表的西方货币文化并立，形成了世界货币发展二元格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资料所见秦汉货币运行体系研究”（20CZS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