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将制度经济学研究推到“聚光灯”下。作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制度的形成、变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三位诺贝尔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强调了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直接原因。虽然他们关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影响的很多具体观点和结论存在重大问题，可能造成严重误导，但他们的研究对于改进比较经济分析，拓展内生增长理论以及推动制度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进步依然有独到的贡献。

　　改进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

　　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此时的制度并不具有重要地位，不同的制度性安排仅仅被视为满足帕累托最优所需的“替代方式”。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只要满足生产和资源配置最优条件，就可以使所有国民的处境变得更好，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制度是中性的。然而，当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解决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而使用它的分析工具——约束的最大化方法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作为追求普遍性理论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力处理制度、文化或历史特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经济学需要摆脱新古典理论——零交易成本、完全信息和超级理性等极度抽象假设，寻找分析制度形成问题的理论切入口。科斯对企业和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将交易成本与产权引入经济学研究，为与制度有关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概念。显然，制度经济学是对标准新古典经济学本身进行的修正或拓展，通过强调交易成本、机会主义和委托代理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运用理性选择方法研究制度的形成逻辑。

　　从本质上讲，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就是在交易成本约束下，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博弈论纳入经济理论中，强调理性选择在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新比较经济学和比较制度（政治）经济学，改进了传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他们的研究借助理性选择框架，对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制度进行交易成本分析，探究了制度如何形成，突出了制度选择的理性逻辑，说明了寻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如何推动了历史上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他们还运用实证性、历史性的研究方法，比较各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优劣。他们的研究表明，基于交易成本和理性选择，经济学可以解释制度是如何发生变迁的，以及制度又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拓展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为什么有富国和穷国？为什么有些穷国变富裕了？为什么有些富国变贫穷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富国与穷国的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将趋于收敛或趋同。然而，事实却是富国与穷国的差距日益变大或“大分化”。制度经济学则认为，一国的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制度，是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而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自然资源只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综合分析历史与现代数据，验证了制度对繁荣的决定性作用。其中，包容性制度能促进经济奇迹和繁荣，而掠夺性制度则导致经济悲剧和贫困的结论，突出强调了“好的”制度和激励结构是增长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他们的研究也表明，变革是可能的，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包容性制度，保护产权和契约安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包容性发展。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认为，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等制度中的交易成本差异引起了经济行为的不同，并通过理性选择影响经济效率，进而导致世界各国繁荣程度的差异，突出了制度非中性，延续了诺思等人创立的新经济史学。理性选择理论强调个体在决策时会权衡成本与收益，而制度框架内的激励机制对个体行为有重要影响。一个稳定且可预测的制度环境可以降低企业和个人面临的未来不确定性，更好地进行盈亏经济计算。具体来说，包容性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非人格化交易的扩展；明确的产权保护制度可以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减少寻租行为，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鼓励更多的投资和创新。可见，他们不仅关注资源配置，更关注制度背景，尤其关注那些影响个人相对报酬以及努力程度的重要制度，由此拓展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超越了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制度变迁往往是降低交易成本和未来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当一种制度的交易成本过高，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时，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动力，从而解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迁如何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不断提高生产率的制度环境。

　　推动经济治理“标本兼治”

　　20世纪是完美市场理论与市场失灵理论此起彼伏的时代，两者都将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参照系，忽略了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沉淀投资）等诸多现实因素，致使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狭义的完全理性选择行为研究。在此背景下，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开展更广义的理性选择行为研究，寻求更加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不仅如此，未来的经济学研究还需要更加注重与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交叉，整合新经济史、新发展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可能将提供更加重要和新颖的见识。2024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正是融合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政治学的政治制度分析、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解以及基于历史的时间序列分析。应当说，他们的研究从学科交叉和跨学科合作角度，展现了超越新古典经济学局限的研究方向。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分析，同样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我国一直重视制度建设与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将制度改革作为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依赖于生产力的提升，而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约束会像枷锁一样束缚生产力的手脚。因此，我国改革与发展始终聚焦于破除这些阻碍因素，以实现生产力的充分解放和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固然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效果，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短期刺激只是治标之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真正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的是结构性改革，其核心就是制度改革。而制度改革并非孤立的行动，它与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短期刺激政策可以起到缓冲和调节的作用，为制度改革争取到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制度改革着眼于长远，通过优化体制机制，为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从根本上提升经济的内在活力和竞争力，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经济治理的“标本兼治”，更好地理解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未来，我国也可借鉴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有益成果，关注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等制度因素对个人选择行为的预期影响和约束，以进一步建立并完善各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积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