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研究（以下简称“拉美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到日渐成熟的发展历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报纸杂志上有时会发表一些关于拉美的文章，但那些文章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果。196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研究机构的成立，象征着我国拉美研究的起步。就此而言，我国的拉美研究已有60多年历史，可被视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区域国别学中最“资深”的研究领域之一。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至今已有10年。10年来，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成果丰硕，中拉关系已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毫无疑问，中拉关系的发展为我国的拉美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拉美研究的进展与成就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拉美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这些成就可被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如同其他区域国别研究一样，拉美研究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拉美研究主要涉及与拉美地区息息相关的政局变化、经济形势和外交动向；广义的拉美研究则关注与拉美政治、经济、外交、历史、社会、文化、教育、民族和法律等有关的一切问题。当前，我国的拉美研究呈现出现实问题与历史分析相结合、单一学科与跨学科齐头并进的特点。

　　第二，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结合愈加紧密。二者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鸟之双翼”，缺一不可。除了大量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以外，一些学者还经常性地撰写资政报告和决策信息。两种成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三，学术交往日益频繁。除“请进来”（邀请国外学者来访）以外，许多研究机构还经常性地采用“走出去”的形式，即出国进修、参加国际会议或开展实地考察。此外，大量关于拉美现实问题和历史研究的外国专著被译成中文，而我国学者在国外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多，在国际学术界已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研究方法与时俱进。随着研究经费不断增加，研究人员有更多机会走出去，并充分利用在拉美进行实地考察时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或国外的档案资料，使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可信度大幅度提高。

　　第五，“为我所用”的自觉性不断提升。中国和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和追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因此，双方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互相学习、交流。这一必要性促使我国的许多拉美研究者在确定研究课题时不忘“为我所用”的自觉性，并在开展比较研究时坚持从中国视角论述拉美、从拉美视角理解拉美、从世界视角分析拉美。

　　第六，学者与公众的距离逐渐拉近。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新媒体的普及，强化了普通民众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这为我国的拉美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在各类媒体上介绍拉美的良机，也使其研究成果能从“阳春白雪”转化为大众化的精神食粮，甚至还能使普通民众更好地理解中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

　　第七，人才培养的力度持续加大。我国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为加强人才培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学位点和硕士学位点，派遣中青年学者出国进修，引进留学归国人员，开设拉美研究课程等。

　　第八，学术机构与企业的联系日益紧密。经贸关系是中拉关系的“压舱石”。我国企业在推动中拉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它们在进入拉美市场以前，很希望了解那里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条件，以规避多种多样的“风险”。这就为我国的拉美研究者提供了用武之地。

　　拉美研究的发展前景

　　在推动我国拉美研究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第一，要加强对拉美小国的研究。拉美共有33个国家，有些国家人口数量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拉美研究可以忽视这些国家。然而，就目前我国拉美研究机构的人力资源而言，要对这些小国家进行必要的跟踪研究是非常困难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手段就是扩大研究人员的规模。

　　第二，要大力倡导学术研究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拉美研究领域的学术争鸣极少，而且有越来越少的趋势。这一状况既不利于活跃学术氛围，也无益于拉美研究水平的提升。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有必要双管齐下，从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入手。例如，各种规模的学术会议要少一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式的发言，多一些讨论、辩论和互动。又如，学术期刊要欢迎读者与作者之间展开学术争鸣，甚至要为争鸣而主动地约稿。

　　第三，要加强外交决策部门与学术界的联系。一方面，国家的外交政策需要学术支撑，需要从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灵感和启发。另一方面，学者不能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孤芳自赏”，更不能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置于水火不相容的境地。在现实中，学术界与外交决策部门之间尚未构建起一种相得益彰的“旋转门”关系。其结果是，拉美研究者的理论“供给”与外交决策部门的政策“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

　　第四，要加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历史与现实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懂得拉美的历史，才能知道拉美的现实；反之，只有密切关注拉美的现实，才能为拉美的历史找到恰如其分的定位。这就要求研究拉美史的学者强化对拉美现实问题的关切，在确定研究课题时避免“就史论史”。研究拉美现实问题的学者应该始终铭记“历史是一面镜子”的真理，在分析和阐述拉美的“今天”时，最大限度地想到拉美的“昨天”。

　　第五，要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区域国别学由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两大领域组成。应用对策研究的基础是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为应用对策研究服务。因此，两者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拉美研究亦然。今后在推动拉美研究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失之偏颇或厚此薄彼。综上所述，我国的拉美研究应该以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为契机，认真总结60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并敢于发现和应对长期存在的问题，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拉美研究理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