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连续性居于第一位，华夏民族价值理念使中华文明充满生命活力，铸造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连续性特征。

　　华夏民族价值理念促使

　　中华文明连绵不绝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有着突出的连续性特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来自自身强大的民族精神与价值理念。早期中国人民，其价值观就具有一种跨血缘、族群、文化的认同意识。尤其是随着血缘宗法组织与地域社会的结合，使得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逐渐形成一种内聚性、向心力与开放性、包容性相合一的特质。《尚书·尧典》所谓“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即是指尧舜禹时代部落联盟对周边区域开放、包容的“天下”观。这种政治文化基因催生并强化了早期中国的政治、文化建构，形成一种世代相继的有名物、制度、礼仪特征的文化形态。在西周、春秋时期，这种制度范式与礼乐文化形成的强大政治力量，导致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大大增强，“中国认同”则在这种名物、制度、礼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些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语义虽然有指“国中”“中土”的意思，但是已蕴含着“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的含义。《史记·赵世家》载战国时赵公子成谓“中国”曰：“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就标示了先秦时期的人们对“中国”及中华文明特质的理解。由于这种礼乐文明包含着民族、国家、文化的内聚力与向心性，使它逐渐形成一种华夏民族精神。

　　在历史演进中，这种礼乐文化及价值观逐渐积淀下来，形成华夏民族深层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心理。尤其在西汉时期，汉武帝积极推行“大一统”与“有为”政治，在强化国家统一的同时，也将构建民族一统、文化一统作为王朝制度设计中“大一统”的重要内容，由此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五帝本纪》，就以黄帝为华夏民族始祖与华夏国家第一帝，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为起始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将黄帝作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圣王始祖”的族统、法统、治统的渊源。正是这种国家、民族、文化的“一统”与演进，构建了武帝时期的王朝气象，并在其后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明特性。正是这种特性使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延绵不绝，为华夏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认同”与中华文明连续性

　　秦汉以降，中华文明的互融性与开放性更加突出。特别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巨大包容力所构筑的“中国认同”，在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中起到巨大作用。如汉初分属东西部的关中、邹鲁文化的交汇，分属南北的楚、汉文化的相融，使华夏民族意识中的“中国认同”更加突出，使华夏民族互融、包容、开放的文化观念更加发展。这种文明特质主要表现在深潜、内蕴于华夏民众心目中的有容乃大、天人合一、崇尚一统、厚德载物、守中致和、生生不息等民族价值理念上。正是这种价值理念，使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始终保持着持续演进的历程。尽管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中，常常出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分”“合”现象，但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每一次冲突、分裂，总是在民族关系与生产关系的调整中形成更加强大而繁盛的统一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并且不断铸就着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等特征。因此，中华文明的这种文化特性，使中华文明不断充实、丰富着自身内涵，也使中华文明在诸般艰难困苦中发展壮大。

　　宋元以降，中华文明虽然历经挑战，但仍然繁衍昌盛、生生不息。特别是在元、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天下大变局”中，中华文明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在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当它建立不久，就在汉族地区实行以儒家文化治理“中国”的方针，通过吸收、继承中国传统的制度与精神文明，来维护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元朝定国号为“大元”，就是“取《易经》乾元之义”，“事从因革，道协天人”，以见“天下一家”之义。文献记载，元朝名儒郝经常以“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来说服元代统治者用“中国”之“道”治理中国，这就在元代朝廷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崇儒、重儒、推崇儒家文化之风。正是在这些儒家士人影响下，元朝统治者以儒学作为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使其“制度礼乐一出儒术”。清人入关后，就以中华“正统”和华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例如，顺治元年（1644）十月，即宣布恢复孔子“至圣先师”位号，修饰京师文庙，表示尊崇中华传统文化。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亲至曲阜祭孔，并命扩建孔林，命孔子嫡后孔尚任在诗礼堂为之进讲经书。及至雍正，亦以尊崇中华传统为己任，“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康熙御制《日讲四书解义》，撰其《序》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以中国“正统”自相标榜的目的，既有草原游牧民族对中华先进文化的崇仰；又有通过加入“中国”王朝序列，来显示其政权的天然合法性，以治理汉族居住的广大区域。这归根结底是由于深植于士人、民众心中强烈的、时隐时现的华夏民族的深层价值理念导致的。但蒙、满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既扩大了中华文化对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也使中华文明蕴含的深沉价值形态及所潜隐的巨大精神力量不断延续、发展。因此，尽管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诸多民族特色，但是在对中华礼乐文化的接续上却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这种中华民族精神与价值理念，使中华文明具有持续不断的生命力。

　　历史大变局中的

　　中华文明连续性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历史境遇既使“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时代主题，亦导致人们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在这方面，有要求仿效西方、发展工商、富国强兵的早期维新派人物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亦有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变法维新的康有为、黄遵宪、严复等人。在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继承、发展亦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事实上，当时的一些思想家、革命者，大都主张在吸取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

　　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当时的诸多爱国志士和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文化这些主题上，几乎都将国家的主权、独立、振兴和富强当作民族复兴的基本保障，将倡扬民族精神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中心问题。这种思潮汹涌澎湃，既鼓舞了大多数民众的爱国热情，同时又使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发展起来，由此使中华文明特性在扬弃中不断持续发展。正是这种深层价值理念，使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生机活力。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