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不断向深度发展的今天，技术化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作为反思时代精神的哲学，技术成为其关注的焦点问题。甚至有学者发出“哲学的技术转向”的口号，认为技术哲学是“具有伟大未来的学科”。按照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的划分，西方技术哲学从诞生之初就有两个传统、两种使命，一种是从技术进入哲学的工程主义传统的技术哲学，这种技术哲学倾向于为技术进行辩护，因而有乐观主义倾向；另一种是从哲学走向技术的人文主义传统，这种技术哲学倾向于对技术进行反思，带有悲观主义倾向。与西方技术哲学二元分立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技术哲学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本土化”路径，中国传统工匠活动中蕴含的技术思想给予了中国技术哲学丰富的滋养。

　　中国古代工匠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道”“技”关系的思辨哲学。从“技”的方面看，就注重经验技能、精益求精等品质而言，中国的传统工匠活动与西方的传统工匠活动并无二致；而从对“道”的理解以及“道”“技”关系的思考上来看，中西方技术哲学有很大的差异。

　　在西方，“技术”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语（technè），原意是指技能、技巧和能力等，相当于我国古代的“技”。例如，黔驴技穷中的“技”、技能比赛中的“技”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技”或“技术”是指经过反复练习达到熟练以后而获得的经验、技能和技巧，明显带有主观性特征。

　　但中国传统工匠活动的本质不仅仅聚焦于技艺，技艺的增长被赋予了道德伦理的相关内容。工匠在依靠技艺满足生存的条件以后，开始拥有更高远的追求，即追求超越技能的“道”。“道”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普遍认同与追求的具有形上意蕴的天道，即万事万物本具的运行规律或存在根据，以及做事和为人的道理。技术活动不仅仅表现为外观或者实用上的“巧夺天工”，还要表现为合乎天道、展现秩序规则，以至于呈现审美的指向。

　　中国传统工匠活动中“技”与“道”的关系可以概括为“道主技次”“体用不二”“由技入道”“道技合一”。

　　所谓“道主技次”即是从本体论意义上通过阐明二者所处的地位来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道”为主即在形上层面强调其为本体，乃为“技”之所存的依据；“技”为次则说明其为“道”在形而下之现实层面的侧显和展开。中国传统工匠活动中的“技”是在“道”的思想之下的具体化和实践化，这种“技”不是孤立的，二者不能割裂而讲，否则“技”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个体生命存在之依据、周天万物之根本及其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用”是指功用、作用，即“用者，言乎本体之流行，状夫本体之发现”。程颐在《易传序》中认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在熊十力看来，“体用不二”所展现的是体用本身构成了一个有机且矛盾着的整体，体与用处于一种相即不离的动态状态，也就是“体”可以通过“翕辟成变”转化为具体的“用”，而功用本身即在“体”中或者说“用”本身就是“体”的一种具体体现，即所谓的“即用即体”。“体用不二”的观点本质上还是要求人修炼自身的道德修养，最终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这种“体用不二”的圆融贯通的状态，为由“技”入“道”提供了可能。

　　所谓“由技入道”是指那些符合“道”之精神气质的技艺通过长时间的操练最终也能转变为“道”本身，也就是“技道合一”。庄子所提出“技进乎道”之观点，即在实践中来表达道。在他看来，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技”只停留在掌握的层面，“道”已经远远超过了“技”的层面，是《庄子》中所言的“道通为一”。万事万物都有其道且道并行而不悖，如粘蝉老人之所以百发百中，正因其有着“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之道，这种技术进乎道，说明道蕴含在技术中，道通过技术来呈现。

　　“道技合一”是中国古代工匠追求的最高境界。“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即技术需与事、义、德、道、天相符，而不能割裂开来，由此角度来看，“技”是“道”的具体化与实践化的表现。在庄子看来，介于“技”与“道”之间的关联介质是人心，人心是否向“道”、是否合乎“道”，直接决定了“技”与“道”之间的距离。工匠应遵循“大道无为”，排除外物干扰，专注于手中的器物，应以心悟道、以手行道，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与无形的“道”相对应，“技”是有形的、具体的，工匠活动的本质追求即是把握“技”与“道”的平衡，将对“道”的体悟注入“技”中。不论是“传巧”以“求其故”，还是“技”的法度，均在传达德行与道技相结合的重要性，“技”与“道”缺一不可，不可割裂。只沉浸于加强“技”是不行的，真正的意义在于，通过加强“技”来体悟“道”而实现自身的超越，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反过来促进“技”的熟练与飞跃。

　　然而，伴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现代技术越来越呈现出科学化的样态，其最主要的特征便是技术发展的根基越发依赖科学理论成果，技术发展的手段也愈发依赖量化的、逻辑的、实验的科学方法。因此，在这样一种技术科学化的发展模式下，中国古代工匠所秉持的“道—技哲学”往往被视为一种空谈的玄学，工匠自身的技艺积累和师徒之间的教学模式在很多人看来并不适应当今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

　　事实上，发端于西方的技术科学化发展模式并不能否定工匠自身的技艺积淀和身传体悟的教学模式。在技术的发展进程中，越是靠近生产应用环节，工匠自身的经验技能便越发凸显。工匠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默会知识、具身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同等重要，甚至在某些层面要比能够进行文字编码的显性知识更为重要。例如，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在其所提出的SECI模型中就强调，知识创造中隐性知识的重要性大于显性知识，艺术性大于科学性。但是，由于工匠的隐性知识是一种内化于自身行为之中的个体知识，很难通过文字符号的形式进行编写，即便能够转化为文字符号，也面临着“转译”的困境。因此，这种隐性知识只能在师徒手耳相传的过程中，通过学徒“做中学”的方式才能继承下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我国技术发展的路径选择中，不能将发端于西方的技术科学化路径视为唯一途径并将其神化，而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工匠“道—技哲学”之价值，重视工匠的主体作用，坚持以人为本的技术创造导向，弘扬新时代的大国工匠精神。

　　（作者系东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