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迈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与经济改革的深化，发展模式面临转型，亟待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有必要深入研讨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以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福祉改善提供中国之智。

　　客观认识老龄化与

　　科技创新关系的两条逻辑主线

　　近年来，有关人口老龄化与科技创新的讨论逐渐兴盛，然而相关理论呈现多学科、碎片化的特征，这导致持悲观论者与持乐观论者各执一词，片面地审视老龄化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可以依据两条逻辑主线衔接与整合现有理论，构建老龄化对科技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一是从创新的供给端与需求端出发，分别阐释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路径；二是将老龄化分解为微观的个体年龄增长、中观的企业员工年龄结构老化与宏观的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区分不同层级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系统呈现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消极与积极影响。

　　一方面，老龄化固然会对科技创新构成负面冲击。从创新的供给端看，在个体层级，随着年龄的增长，流体智力如情景记忆、逻辑推理和计算速度在50岁后明显衰退，风险偏好与风险耐受度也趋于减弱。因此，高龄劳动者对开展具有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意愿降低。在企业层级，员工年龄结构的老化意味着培训的回报期缩短，企业提供的新技能培训相应减少，员工退休又进一步造成企业关键知识与技能的流失，从而妨碍技术进步。在社会层级，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会加重养老与医疗财政负担，这可能会挤压研发活动的政府开支，从而抑制国家的创新活力。这一系列机制将人口老龄化视作技术进步的桎梏，由此推演出老龄社会技术发展迟缓的悲观论断。

　　但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亦对科技创新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从创新的需求端看，在企业层面，劳动力老化造成的用工荒和用工贵倒逼企业破除对劳动力的数量依赖，积极研发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革新。在此过程中，企业对研发人员的需求相应增加，对技术进步形成正反馈。在社会层面，老年人口规模扩大会激发对银发经济的旺盛需求，如智慧养老、精准医疗和智能家居等，促进相关领域的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从创新的供给端看，在社会层面，人口老龄化的主因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有助于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充裕的智力支持。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养老金财政负担，这激励政府打破金融抑制、推进金融制度深化以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为创新活动提供更充足的资金支持。简言之，老龄化能为科技创新注入新的动力、开辟新的市场、夯实资源保障，成为科技强国建设的人口新动能。

　　当前相关实证研究中的四个局限

　　有关老龄化与科技创新的实证研究日益丰富，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四方面的局限。

　　首先，研究层级逐渐细化，然而针对企业创新的研究依旧匮乏。近年来，经验研究的颗粒度从国家、省级层面细化至城市层面，通过分析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可以揭示老龄化与科技创新之间或正向、或负向、或非线性的关系。然而，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囿于数据的限制，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仍比较有限，难以判断企业的创新激励与创新产出将受到何种影响。

　　其次，测度指标更为多元，但依旧呈现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相关研究中创新的测度指标逐渐多元化和精细化，从相对宏观的全要素生产率，拓展至更具针对性的技术研发指标如专利授权数，以及新技术应用指标如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等。然而，上述变量均为数量型创新指标，难以反映创新成果的质量，实际上新技术的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往往并非并驾齐驱。

　　再次，研究视角日益拓展，但易忽视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多项研究认为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并非静态，揭示了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对科技创新影响的动态变化。然而，随着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人口老龄化与创新的集聚趋势也趋于强化。因此，研究有必要纳入空间视角。

　　最后，研究内容渐次深化，但更应关注如何激活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促进效应。现有研究从识别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方向，逐渐深入到揭示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以验证并丰富理论框架。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进程，更关键的是探索何种社会经济发展路径能有效缓冲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抑制效应，或激活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促进效应。

　　未来研究的多维拓展

　　有益揭示二者复杂关系

　　未来研究的多维拓展，将有益于科学揭示老龄化与科技创新的复杂关系，对片面乐观论、片面悲观论也将是较为有力的反驳。

　　其一，研究层级的细化有助于从中观层面验证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机制。例如，以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老化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劳动力老化程度的加深，其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将由促进转为抑制。

　　其二，对质量型创新指标的重视有助于揭示老龄化对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化影响。例如，同时考虑了专利授权数量，以及专利的新颖型、影响力和知识宽度等专利质量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企业专利数量与质量呈现截然不同的影响。

　　其三，引入空间视角的研究有助于研判老龄化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不仅对本地科技创新具有倒U型影响，还会通过虹吸效应对邻地科技创新产生先抑后扬的U型影响，证明了区域联动视角的重要性。

　　其四，在如何激活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促进效应方面，有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笔者与合作者的研究发现，城镇化和产业升级将加速企业在劳动力短缺背景下开展机器换人的技术研发；健康人力资本改善则能缓解老龄化造成的医疗卫生财政负担加剧，减少对研发投入的挤压，且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增进老年人对智能化新产品的需求。

　　因此，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证层面，我们都不能简单地将人口老龄化视作科技创新的消极因素。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在某个阶段、某些行业、某些渠道对科技创新构成负面冲击，但它同样会从创新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赋能科技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产业转型升级和健康中国建设正是破解人口老龄化掣肘科技创新难题的有效之举。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科技创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充分激活老龄社会科技创新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才能积极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