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在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将人类视为自然界主宰的西方文明，与崇尚“天人合一”自然秩序的中华文明表现出明显差异。与西方文明的“自然征服说”截然不同，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宇宙观，将人视为自然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认为人类应遵从自然界普遍规律，使人与自然各随其性、各得其所；我们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万物并育”的自然观，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生命系统观念。

　　西方文明强调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将人与自然视为“对立面的斗争”。西方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冲突对立的，而人类拥有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甚至统治自然界的权力。尽管达尔文以“物种起源说”动摇了欧洲“神权统治”的根基，但其“物竞天择”的渐进进化理论更多强调人与自然矛盾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人与自然和谐并存的一面。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为“自我”与“非我”的对立，并主张以“自我”支配“非我”。很显然，这是西方自然进化论只看到人与自然斗争现象的结果，从而忽视了可能招致的来自自然界的惩罚和报复。对此，恩格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了提醒与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信奉“自然征服说”的西方文明，因征服自然的野心和逐渐失去控制的工业文明扩张，给人类自然秩序、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消极后果，使傲慢自大的人类成为“破坏地球生命平衡的罪魁祸首”。尤其是随着人类文明进入工业革命周期，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逐渐超出地球再生能力，自然界在西方文明所谓“工业理性”的“改造”下变得满目疮痍。20世纪30年代比利时马斯河谷的“烟雾酸雨事件”、美国西部平原的“黑风暴事件”，无疑是自然界对主导工业革命进程的西方的严厉警告；作为欧洲工业革命的中心城市，英国首都伦敦一度成为雾都，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直接夺走数千人的生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杰森·希克尔主导的一项国际研究结果显示，1970—2017年间，全球绝大多数自然资源被用以满足高收入和中等以上收入国家需求。其中，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对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生态破坏负主要责任，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其他高收入国家消耗自然资源的“贡献值”约为22%。

　　中华民族秉承“万物并育、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视为和合相生的生命共同体。充满辩证思维的中国古典自然观，将“人道”（社会法则）与“天道”（自然规律）相契合视为理想状态，主张通过人类与自然界的阴阳调和、彼此协调达到“和合”的秩序境界。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周易》提出“天人协调说”。其“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所蕴含的万物起源论，“天地之宜者，谓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所揭示的天道运行规律，“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所传达的天人协调观，无不隐含着对生命自主性、生物多样性的尊重。

　　作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两大哲学流派，道家、儒家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可谓同声相应，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先哲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道家认为，“和”是天地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如老子主张“阴阳调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认为人类应顺应自然演化规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将宇宙万物变化视为秩序井然、生生不息的过程。如荀子提出“天行有常”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孟子对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有着深刻的理解，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并主张推物及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还将“中和”视为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与普遍规律，“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的境界则天地和谐运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周易》的“天人协调说”与道家、儒家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被后世哲学家发展演绎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并从万物互联的视角出发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在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看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为体，不可一无也”。张载、程颢、王阳明等人从本体论和道德修养等角度，提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观点。

　　传统自然观在新时代得到了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系统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要破解工业文明进步与保护自然之间的矛盾，必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最终实现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我国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污染防治方面，PM2.5年平均浓度连续下降，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在统筹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方面，严格控制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使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森林覆盖率稳定提高。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我国能耗强度持续下降，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总量稳居世界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和科学论断，并逐步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并提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被纳入中国建设“五个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布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研究”（23BKS10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