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北宋大儒胡瑗于浙江湖州播撒下的教育火种，历经千年而不灭，其创立的湖学体系，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成为华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而湖学的核心——“明体达用”教育理念，历经岁月的洗礼，依旧熠熠生辉，为后世传颂不辍。

　　2024年盛夏，记者与湖州社科界的学者们，顶着炎炎烈日，踏上寻访先贤之路。我们先后抵达湖州市苕溪西路的胡瑗广场，及南郊道场乡的胡瑗墓前缅怀这位伟大的教育家，探寻湖学之精髓，领悟其跨越千年的文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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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初政局未稳，赖有孙复、石介和胡瑗等人在各地办学，培育人才。他们通过书院的方式，坚持道德优先的原则，并探索独特的教学方式，在范仲淹和欧阳修等朝廷有识之士的支持下，为二程乃至宋代理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其中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尤因其方法和实践的完美结合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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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学由北宋教育家胡瑗在苏湖两地执教州学时创立。他以湖学为核心，亲授弟子数千人，对整个宋代及以后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俊一直潜心研究、传承湖学，并对其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何俊教授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湖学启源胡公之于湖州，兴于北宋，曾助力宋学发展，之后渐渐衰落，逐渐了淡出人们视野。自20世纪80年代又被人拾起，现正期待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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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宋明理学的兴起时，人们往往依据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给出的谱系，从周敦颐开始说起。但这只是从理学的理论逻辑着眼的。如果从历史过程来看，应该说胡瑗才是首出人物。胡瑗（993—1059），字翼之，号安定，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北宋承五代战乱之后，“师道废久矣”。胡瑗从景祐元年（1034）至嘉祐四年（1059）始终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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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胡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与其易学承先启后的成就密不可分。胡瑗传世的易学著作，为倪天隐整理的《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总目》将其与程颐《伊川易传》视为“始阐明儒理”的义理易学标志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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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庆历前后发生的学术文化转型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正是胡瑗“湖学”等大量学者的努力，助推了北宋实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并付诸“王安石变法”的施政实践，促成了南宋事功学派不断兴起，为江南经济发展的儒学理论合理性树立起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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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学的社会治理思想以胡瑗为典范，主要承继孟子“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理念，强调仁义道德的“内圣之学”，注重理想社会建构的倡导和实践，首开宋代学术“内圣外王”风气。湖学的社会治理思想承前启后，接续传统儒家的社会治理观念，奠定了宋明理学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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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瑗是宋学的重要开拓人物，他通过复兴师道创建苏湖教法，推动了宋代书院的发展。宋代书院从兴起到大盛，代表了宋儒复兴师道而重建政教文明的理想追求。宋儒希望重新张扬孔子、孟子等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推动形成新的政教形态。重视师道的胡瑗鲜明表达自己的政教理念，他在《洪范口义》探讨的国家治理大法中，就包含着他的师道理念及其重建政教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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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洪范》篇记载的是箕子向武王传授的治国之道，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洪范口义》虽然仅是宋学先导胡瑗的授课讲义，但在北宋“洪范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无论是解经的方法还是思想内涵，都体现出宋学的特征与鲜明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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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大儒胡瑗开程朱理学之先河，以“明体达用”为核心教学理念执教湖州，形成一套“有体有用有文”的系统育人模式，注重培植根本、启发潜能、各顺其性，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世称“湖学”。湖学传统具有丰富的生态理念，从“生生谓易”的有机性存续，到“利用厚生”的多元性构造，再到“成己成物”的整体性思维，湖学提供了一种以“天人合一”为根本导向、以“明体达用”为实现路径的系统化生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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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型文化是清人从治学方法角度提出的相对汉学而言的一种新的文化范型，它的底色是宋代儒学。宋代儒学是儒学的第二次创造，是汉唐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集大成，也是对先秦孔孟儒学的自觉继承和转化。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它融入了汉代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在佛教文化刺激下所产生的本土道教文化的精华部分。正因如此，宋代儒学才能够在宋代完型以后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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