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是宋学的重要开拓人物，他通过复兴师道创建苏湖教法，推动了宋代书院的发展。宋代书院从兴起到大盛，代表了宋儒复兴师道而重建政教文明的理想追求。宋儒希望重新张扬孔子、孟子等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推动形成新的政教形态。重视师道的胡瑗鲜明表达自己的政教理念，他在《洪范口义》探讨的国家治理大法中，就包含着他的师道理念及其重建政教的理想。胡瑗努力提高“师”在儒家理想政教形态中的地位：“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由师而后兴也。故传曰‘国将兴，尊师而重道’。又曰‘三王四代，惟其师’。故师者，天下之根本也。”这种以“师”为天下之根本的师道精神，恰恰是宋代书院大盛的内在动力。

　　史载胡瑗“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应该说，胡瑗与宋初大儒孙复、石介在泰山的十年苦读，对他的精神成长、思想成熟非常重要。孙复、石介均是宋初能够以师道自立、开拓宋学学统的重要人物。后来，景祐二年（1035），孙复、石介在泰山创建书院，形成了所谓泰山学统。石介专门撰有《泰山书院记》，明确表达自己要继承孟子以来“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将传之于书，将使其书大行，其道大耀”。

　　在泰山的十载读书生涯，对胡瑗的人格与学问有很大促进，特别是对他后来的师道理念影响尤其大。胡瑗一生的经历都与教育有密切关系，他最初以民间学者的身份从事经学传授，40岁以前一直“以经术教授吴中”。景祐元年，范仲淹知苏州期间，以崇儒重教的精神创办了苏州府学，并延请胡瑗担任府学教授，为胡瑗实现其师道理想提供了一个重要舞台。胡瑗开始在苏州府学的教学活动中实施其积累已久的教学法。庆历二年（1042），胡瑗又应滕子京的邀请担任湖州府学教授，历时十余年之久。胡瑗在数十年的教育生涯中，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方法，其教育理念更加明确，政教思想也更加深刻。

　　胡瑗担任苏州府学、湖州府学教授二十多年的教育活动，奠定了他以儒家师道精神推动宋学发展的重要地位。胡瑗针对隋唐以来重视章句之学、辞赋之学的陋习，提出有体有用之学的教育理念。他还通过制定别出心裁的教学法，贯彻其教育理念。据《胡安定言行录》记载：“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讲习有素也。”胡瑗创建和推动的经义斋、治事斋的分斋教学，不仅是为了解决国家对有体有用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深刻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苏湖教法启动了宋代自下而上的儒学复兴。汉代儒学的兴起是由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进的学术思潮，其主要学术教育机构是太学。而宋代儒学复兴则离不开民间的儒学学统，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儒学复兴与重建的思潮，其主要学术教育机构是书院与地方学校。宋代地方学术教育机构首先是书院，庆历前后的诸位名儒，如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人讲学，与睢阳书院、泰山书院等有密切联系。地方州县学校对从宋学自下而上的儒学复兴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特别是胡瑗在没有朝廷的诏令下兴办府学，完全是以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复兴与改革。庆历四年之后，朝廷方下诏各州县立学，而范仲淹、胡瑗早在多年之前就恢复了苏州府学。可见，胡瑗推动的地方教育与早期书院有相通之处。马端临说：“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兴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仿四书院云。”他认为州县之学是“有司奉诏旨所建”，而地方书院却是“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对于胡瑗主持的苏州府学而言，其实也可以说是“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包括他对苏湖府学，特别是苏湖教法的创建与推广，均是基于对儒家“斯文”重建的理念。还有一个因素是胡瑗以白衣秀才身份掌教府学，即主要是以民间之师的经验、理念从事教育活动。可见胡瑗能够在苏州府学、湖州府学主持教育，他的教育理念主要是民间士人型的，他的教学实践更是体现出民间教育家的个人探索。胡瑗是从一位白衣的私学老师，进而推动地方教育即苏州湖州府学教育，最后将教育理念、经学方法推广到太学，完成了宋学自下而上的学术、教育的传播发展路径，这恰是宋学发展路径的缩影。其好友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说：“师道废久矣，自明道、景祐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可见，胡瑗是在“师道废久矣”的情况下，以儒家士人的师道信念、学术理念推动苏州府学、湖州府学之兴。这一成功教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赞赏，最终成为太学教育制度。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