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学的社会治理思想以胡瑗为典范，主要承继孟子“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理念，强调仁义道德的“内圣之学”，注重理想社会建构的倡导和实践，首开宋代学术“内圣外王”风气。湖学的社会治理思想承前启后，接续传统儒家的社会治理观念，奠定了宋明理学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胡瑗认为应“扩仁义之道，使教化行于天下，德教深被于四海，则天下之人自然感悦于上”。要通过仁爱和正义的教育来引导民众，使他们的内心充满善意和正义感，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这种教化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的道德素养，还能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向善、向理。由此可见，社会治理应以仁义的推行为第一要义，只要开启仁心，行仁义之道，则天下之民自然“感悦于上”，德行日深。

　　胡瑗继承并发扬孟子的思想，认为道德是处理社会关系和其他事务的基本衡量准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在政治实践中，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道德的支撑和引领。道德仁义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能够为政治举措提供价值导向和道德支撑。这样的政治举措不仅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还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正如胡瑗在《周易口义》中提到的“君子之人有仁义之术，可以济于天下为生民之福，而潜身晦迹以自卑下，不务升进以行其道，其泽不能及于物，以是天下之所共不与者也”。所谓“仁义之术”是仁爱思想的外化，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和思想基础。在这种政治理念的指引下，才能施仁于民，化民以德。由此，胡瑗认为社会治理“当以仁恩之令而为之先”，彰显出他以仁德为本的社会治理思想。

　　《论语·先进》中说：“为国以礼。”礼一直是传统儒家的理论核心之一，关注礼，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论政治道，为社会治理提供形而上的终极依据，进而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落脚点最终指向社会治理。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他在湖州教学数年之后，“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礼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纲领，礼不仅为社会治理确立了规范和准绳，也是社会治理政策合理与否的判定标准，如果缺礼少乐，社会就会陷入无序状态，治理便无从谈起。他主张君主应该以礼治国，推行礼乐而不违礼；臣子应该以礼奉君，诚挚恳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丈夫对妻子温柔宽厚，妻子对丈夫恭敬有节。胡瑗认为，家庭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建立良好的家庭人伦关系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同时，胡瑗非常重视树立典型的示范意义，认为君主和大臣言行都应合礼，以礼为中心，最终自然而又平实地将礼仪规范贯彻于日常治理实践中，深入民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统一的礼仪文化意识，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的社会治理。

　　胡瑗称：“圣人举此文明之道，发于天下国家，以文成其治，……制作礼乐，施为政教，以化成天下而成天下之治也。”他通过教育，将礼乐思想传授给民众，使他们理解并接受这一思想。当社会中的人都能遵循礼的规范自我约束时，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宁就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胡瑗认为，国家社会的治理，能否获得民心的支持至关重要。他在《周易口义·剥卦》中说：“夫民者，君所赖为本也。在《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是构成国家、支撑国家存在的最根本要素。民众生活稳定幸福，国家的根基就稳固，国家的安宁和稳定就能实现。胡瑗深知这一点，他又说：“盖国以民为本，本既不立，则国何由而治哉？”民心稳定是国家社会稳定、秩序井然的重要基石。由此要了解民众所需所想，使政策法规的推行尽量与民众的利益相符合，才能在社会治理上获得成功。反之，没有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一旦民心不稳，民众的不满和焦虑情绪积聚，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隐患。

　　同时，胡瑗认为治理社会应当为民制产，轻徭薄赋，均平社会财富，为人民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由此出发，他主张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政府应注重财富的均平分配，使其不要过于集中，以免贫富悬殊，影响社会治理。他以市场货物流通为喻，认为“货财之道，必主于均平，使多者不得积其私，少者皆得尽其养。天下之民，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商品流通遵循均平的原则，不要过于集中，同理，财富也应当分散分配，使少者不致匮乏，社会财富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政府税收方面，胡瑗认为税收不是聚敛财富的途径，应当根据百姓的实际情况征收赋税。在百姓生活困苦、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得加征赋税。并且，应当对税收的使用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要铺张浪费，虚耗民力。

　　此外，胡瑗认为，“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土众民的社会远非一人之力所能承担，必须选用贤能之士以保证政策制定与实施。用人方面要小心慎重，应以严辨小人与君子为前提。至于具体的区分方法则是“夫君子之所务，上思忠于君，下思利于民，其一谋一虑，必以天下之利存于心。小人则不然，其意日以残贼良民、侵削君子为务”。君子忠君爱民，而小人则残害百姓、陷害君子。

　　作为宋代理学先声的湖学，其代表人物胡瑗在社会治理方面，以接续孟子仁政思想为己任，推行礼乐教化以期化民成俗，主张以为民制产、民为国本的思想来稳定社会秩序，以上几点虽然角度不同，但都互相贯通，相互关联。胡瑗社会治理思想表现出强烈的经世情怀、民本思想，开启了湖学视域下的社会治理思想之先河。

　　（作者系湖州学院人文学院湖州史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