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胡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与其易学承先启后的成就密不可分。胡瑗传世的易学著作，为倪天隐整理的《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总目》将其与程颐《伊川易传》视为“始阐明儒理”的义理易学标志性作品。

　　胡瑗接续汉代经学经为法天地设政教王者之书、《易》为六经之首与大道之源的理念，断言《易》由伏羲等四位圣人创作，基于天地人三才变易之道，聚焦礼乐文明的王道愿景，彰显平治天下的根本大法，认为《易》开显“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深厚底蕴。

　　五常之道是王道礼乐文明平治天下的根柢，为《易》之外的五经所开显。胡瑗一本汉代卦气阴阳消息的易学语境和由天道下贯人事的理路，阐发作《易》圣人对五常之道的确立，呼应《汉书·艺文志》“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证立《易》大道之源的地位。为此，借诠释《乾》卦辞“元亨利贞”，他说：“元者始也，言天以一元之气始生万物，圣人法之以仁，而生成天下之民物，故于四时为春，于五常为仁。亨者通也。夫物春始生之，夏则极生而至于大通……圣人观夏之万物有高、下、洪、纤，乃作为礼以法之，使尊者、卑者、贵者、贱者各定其分，而不越于礼。故于四时为夏，于五常为礼。利者和也……言物之既生、既育，故必成之有渐……圣人法之以为义。义者宜也。天下之民，虽有礼以定其分，然必得其义以裁制之，则各得其宜也。故于四时为秋，于五常为义。贞者正也，固也。言物之既成，必归于正……圣人法之为智。事非智不能干固而成立。故于四时为冬，于五常为智。然则此五常不言信者，何也？盖信属于土，土者分王四季。凡人之有仁义礼智，必有信然后能行。”依他之见，天透过其气化流行，本原性地展开大宇宙造化历程，令万物顺次得以春生、夏通、秋成、冬正而固，四季则生化更迭；圣人通天法此，依次确立仁、礼、义、智、信五种具有终极大宇宙天道支撑的人文价值与常道，为礼乐文明的王道建构奠定了基石。

　　王与圣贤君子通天而标举王道以平天下的殷殷期许与关切。在胡瑗看来，王应本天道行王道以平天下，圣贤君子则应准天道倡王道、致君泽民而引领人生，以此实现各自的使命担当。圣贤君子，作为与造化力量天地并立为三才的人之一才的表率，非枉生，有其庄严天赋使命：“以天之所以生圣人者，必将有以益于天下，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举天下之教化，行天下之大道也。”而“君子之所学，学圣贤之事业，致君泽民之术也。小而一邑，次而一郡，以至为将为相佐天子治天下”。因此，圣贤君子应心系天下，念兹在兹，忧乐挂怀：“夫君子有仁义之心，忠恕之道，推之于身而加乎其民，故不以一己为忧，所忧者天下；不以一己为乐，所乐者天下。”此论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论完全相通一致，发出了时代最强音，凸显了士人家国天下平治之域舍我其谁的生命主体承当，标志着士人生命主体精神再次崛起并升华，也是对易学三才之道的空前深化。

　　慎于人事正与不正的价值关怀。胡瑗提出，《易》辨明了正与不正的变易与归宿，基于“正”这一崇高价值，表达了礼乐文明王道的终极价值关怀：“在位之人，苟知其君子小人相易而为治乱，则当常进用君子而摈斥小人，则天下常治而无乱矣；知其情伪相易而成利害，当纯用情实而黜去诈伪，则所为常利而无害矣；知其得失相易而成吉凶，当就事之得而去事之失，则其行事常吉而无凶矣。是皆人事变易，不可不慎也。”所慎者，正与不正。《系辞下传》所谓：“吉凶者，贞胜者也。”胡瑗诠释道：“贞者正也……六十四卦之内，人事之端，情伪之作，吉凶之验，无不备载于其间。居爻位之吉，又能行其大正之道，则其事愈吉。若居爻位之凶，而能行大正之道，则其事不至于凶。惟是贞正之道，则能胜于凶吉也。”正可令有利人生境遇吉而愈吉，也可令不利人生境遇向有利方向转化。守望落实此正，则“由小贤至于大贤，由大贤至于圣人”，万民和乐遂生，天下各定其位而臻有序和谐通泰佳境，这是王道的理想归宿。

　　胡瑗易学承先启后，有着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的大语境。他之《易》为四圣垂万世大法说，体现了汉唐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他之倡圣贤君子应然使命担当，则接续而又超越了汉唐儒家士大夫精神，有了对治五代十国礼崩乐坏之局以及汉末以来释道畅行而人窜身山林、漠然世事之举的全新士大夫的角色自觉，使易学成为一种鲜明的“明体达用之学”。而他之于后起理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学问旨趣一则自王天下角度思考，凸显家国天下外在关切，昭示外王事功大业对于整体人生的重大意义；一则从个体人生成就角度运思，凸显德性涵养、人格养成的内在关怀，开示挺立个体生命主体性、达成崇高人生境界的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胡瑗的圣贤人生追求，引发前者向后者的转进，表明他乃是宋代儒学这一转型期的关键过渡性人物。

　　（作者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