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宋明理学的兴起时，人们往往依据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给出的谱系，从周敦颐开始说起。但这只是从理学的理论逻辑着眼的。如果从历史过程来看，应该说胡瑗才是首出人物。胡瑗（993—1059），字翼之，号安定，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北宋承五代战乱之后，“师道废久矣”。胡瑗从景祐元年（1034）至嘉祐四年（1059）始终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志。他先是在地方上执教，开始于苏州府学，后长期在湖州府学执教。庆历四年（1044）新政推行，实施教育改革，他被调到太学主持工作。他把在苏湖的“教学法”作为太学法颁行，这就改变了宋初以来的教育状况与士林风气。而理学的兴起，恰恰就是从当时学风的转移开始的。

　　针对当时国家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尚声律浮华之词”“风俗偷薄”的学风及士风，胡瑗力主“明体达用”的教育宗旨。他把儒家的“圣人之道”规定为体、用、文三个方面。所谓“体”，属于形而上学的哲学范畴，是根本原则，即支配人们之间各种关系的原则，它是不变的；所谓“文”，属于代表文化价值传统的范畴，那是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各种传统文献，包含了经史词章的文与史，它们是传递“圣贤”思想的载体；所谓“用”，属于现实政治的范畴，那就是如何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来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即经世致用，“润泽其民，归于皇极”。从这个宗旨可以看到，理学思潮在其源头时的气象十分宏阔，而思潮的兴起也确实是在哲学思辨、文化价值和经世致用多个层面上进行的。就胡瑗的宗旨而言，虽然“体”“文”“用”三者并举，但其实质是以“体”和“用”为本，因而“明体达用”可以视为理学思潮兴起时的主题或纲领。理学思潮之后的深入展开对此主题虽略有溢出或收缩，但大的方向和趋势并没有什么变化。

　　“体用”原本不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概念范畴，而与佛、道二教却关系颇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胡瑗把“体用”范畴引入到了儒家思想中，对以后的道学思潮乃至心学思潮都可谓关系重大，正如南宋理学家魏了翁所言：“六经、《语》《孟》发多少义理，不曾有‘体用’二字，逮后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废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来才说性理，便见此二字不得，亦要别寻二字换，却终不得。”胡瑗引入“体用”范畴，标志着儒学向哲学方向发展，即儒学不再仅限于人伦道德的实践及宇宙始源生化和“天人相副”的解释，而是首先努力确立起人伦道德之所以存在的最终依据，然后再从中引申出各种“修己”的道德践履工夫，以及“安人”的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方略。胡瑗这个教育宗旨的重要性，还在于重新确立了自魏晋以降迄至隋唐这数百年内业已衰弱的儒家“师道”，理学所阐发的伦理本体后来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浸润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师道”的确立非常重要。

　　胡瑗不仅是有宋一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教育家之一。除了有明确的教育宗旨外，他更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湖州府学时，胡瑗设立了“经义”和“治事”等学斋以行分科教学法，根据学生的才能禀赋和兴趣爱好因材施教。在具体教学中，胡瑗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有授课、讨论、辅导等。为了丰富学生的阅历，他还亲率学生游历四方，以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当时的名臣欧阳修曾评价胡瑗的教学，能“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此外，胡瑗还制定了“科条纤悉备具”的学规，由于纪律严整，他的学生一旦外出，人们“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

　　正因为胡瑗的教学方法闻名遐迩，故从其学者甚众。他在湖州府学时，身边就常有数百名弟子。当他主持太学后，“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以致太学无法容纳，只能旁拓军署为学舍。北宋中期许多知名学者和执政的公卿大夫都出自胡瑗门下，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从理学思潮展开来看，这里仅举一例：理学“北宋五子”中最终的集成者小程子程颐，于皇祐年间在太学师从于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一文深得胡瑗赏识，被聘为助教。程颐是《易》学大家，其《易传》是理学经典之一，地位与朱熹《四书集注》同，也是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官方教科书。但其《易》学传承不取他另一个老师周敦颐的“象数”一路，而取胡瑗的“义理”一路，还进一步对《易》学中的“图书”派持批评的立场。

　　所以，在北宋学术兴起，包括理学形成、“师道”确立等方面，胡瑗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南宋的黄震曾这么评价道：“师道之废、正学之不明，久矣！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瑗）、泰山孙先生（复）、徂徕石先生(介)，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二程)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翁（朱熹）有伊川（程颐）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黄震的这番话是符合历史发展真实过程的。至于胡瑗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如他对传统经学的怀疑和否定、他的自出意见解经等，也多少对转变当时的学风、促进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崛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就不再一一论述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