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以红色文化为重要载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对身体参与的关注较为有限，使得其知识传递与观念灌输效果受限，教育对象与红色文化和爱国主义语境存在疏离的可能。

　　借鉴具身认知科学的有关成果，关注身体感官和体验在知识获取和传播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环境对感知的影响，可以优化红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传播效果。遵循这一理念，以红色文化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应局限于传统的课堂和文物陈列，书本和老师讲授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人的身体感官及其所处环境也是知识的来源。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将红色文化融入城市的多种空间，形成知识生产、实践生产和身体体验的感知空间，使爱国主义教育从学校课堂走向城市，受众从在校学生扩展到广大城市居民，向日常化、体验式的学习转变。

　　知识生产与身体感官的理论脉络

　　爱国主义教育的日常化、体验化转变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这离不开人类关于知识与身体关系的长期探索。

　　以笛卡尔等为代表的灵肉二元论，认为知识完全是“心智的”，与肉身无关，强调知识与灵魂、大脑记忆系统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心智活动是常见的认知方式，但并非知识的唯一来源。人的身体——通过它的感官和体验——也是知识获取的来源。例如秘鲁东部的腰果人，将通过皮肤感受太阳、风、雨等所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称为“皮肤知识”。实际上，不仅仅是皮肤，我们所有的感知器官都是知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孔狄亚克、梅洛-庞蒂都曾讨论过，经由观、听、嗅、触等感官体验而获得的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感知和经验是人类知识的起点和基础。

　　一段时期内，关于身体与知识生产关系的研究更多停留在身体的生物学基础上，福柯和布迪厄将其扩展至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层面，视身体的感知为社会知识和价值观的重要中介和塑造者。福柯认为，身体感官体验蕴含着深层的、复杂的意义，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强调身体被社会建构、塑造和规训的过程。布迪厄强调，身体惯习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身体一方面在空间中通过体验形成惯习从而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也影响并塑造社会和文化意义。

　　福柯和布迪厄的身体观表明身体既是感知的载体，又是被感知的对象，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这种双重角色为身体在空间感知与社会文化传递上赋予独特地位。身体是感知的容器，我们通过各种感官来体验与解读社会。身体又是文化的载体，承载并诠释着社会意向，是连接内外世界的纽带。同时，通过惯习、体验、感知与实践，身体成为文化的身体，从而维系着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意义。

　　身体还指涉感知空间和环境，与城市空间紧密相连。列斐伏尔提出了思考空间的三种维度：一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涵盖了物质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二是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是通过符号构想、想象和表征的空间，反映社会、文化观念和价值；三是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是人们通过感知、想象和象征活动所体验到的空间。对于居民和游客来说，城市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感官刺激的感官环境和空间，并经由再造感官来影响感知与记忆。城市环境的感官维度使得城市空间成为可沟通的界面和系统，发挥着中介或调停的作用，身体的各种感官在城市中不断被触发和激活，不仅影响我们对城市的感知和理解，还塑造我们的认知和经验，影响身体与城市的互动和交流。

　　城市红色文化空间作为特殊的城市空间实践，不仅承载着红色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还通过身体实践与体验，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表征的空间。而身体感官作为桥梁与媒介，通过符号、声音、气味、触觉等方式与环境融合，并将这些知识和体验内化为对空间的感知和诠释，形成表征的空间。

　　理解感官体验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意味着利用城市的界面性，可以将凝结着特定的知识、文化、意义、情感等红色要素嵌入城市空间，通过各种感官经验，以及身体—感官—城市红色文化空间的相互转化，提供感性而直接的具身爱国主义教育，为创新爱国主义教育文化空间提供新的视角和阐释维度。

　　技术介入城市红色文化空间

　　技术的置入作为身体与城市红色文化空间之间的交汇点，指向“身体—知识生产—空间”的相互转化和渗透，重塑了身体、城市红色文化空间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不仅介入城市红色文化空间—文化意义的再生产过程，更在实践空间与感知空间之间进行衔接。

　　一方面技术以外置于身体的方式，将身体置入城市红色文化空间，营造出独特的红色文化氛围，并注入红色文化元素，以表征城市红色文化空间的多维意义。同时，通过技术的加持，增强城市红色文化空间的感知性、体验性，通过多感官的感知方式，将红色文化、精神、历史转换为感知空间、意义空间、精神空间和表征空间，为身体的感知和规训提供情境，以发挥其潜移默化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

　　然而，技术外置于身体有时难以解决身心二元论问题，技术仅仅提供了优化城市红色文化空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支撑，身体的体验和感知才是传播和体验的起点，才是城市红色文化空间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关键。这就需要城市红色文化空间充分利用身体的感知与知识生产的关系，恢复身体感知与城市红色文化空间互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将身体体验居于主体性地位，创新红色文化空间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路径。因此，技术不局限于介入城市的感官性刺激，而是将技术以内嵌于身体的方式来重塑身体感知，使身体得以延伸、扩展和强化，重塑身体与城市红色文化空间和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改变身体与城市红色文化空间相遇、体验和感知的方式，增强红色文化体验和感知的切身性和具身性，使身体的各种感官及身体实践与城市红色文化空间生成的意义相融合。身体与技术以共生的方式感知城市红色文化空间并与之互动，实现从与文化语境的脱离和断裂，到在增强的空间中激活身体参与、知识生产和唤起记忆的转变。

　　这种城市红色文化空间、身体、知识生产间关系的重塑，是身体作为感知媒介的主体性地位和中心地位的回归，它自身既可被视为红色文化知识的生产者，也可以借助技术的力量，将身体与红色文化空间连接，使之作为认知动力系统的一部分参与到城市文化空间中人与环境的互动中，成为与城市红色文化空间并行的空间和场所，以身体感官联觉的方式对城市红色文化空间进行意义阐释、接受、认同。

　　具体来说，城市红色文化空间可以开拓一条以多感官体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路径，涵盖“视、触、听、味”等多个维度。例如，博物馆和文化遗址应超越以视觉为主导的展陈方式，转向多元感官体验的感知模式，借助新媒体技术，为参观者带来更为丰富的沉浸式体验，发挥博物馆作为感官学校的功能。

　　将城市漫步开发为行走的红色文化爱国主义课堂，市民和游客可以在日常漫步中沉浸于红色氛围，身体成为连接人与历史的“肌肉纽带”，深入感受其情感价值并内化其意义。

　　可经由听觉传播的红色元素如革命歌曲、红色故事、口号等，也可以利用现代声音技术，将声音有序地渗透、融入城市红色文化空间中，打造城市空中声景作为红色课堂。

　　味觉体验也不容忽视。可以打造浸润“红色”味道的食育课堂，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饮食和味觉体验中。在食物、环境和红色文化之间建立触觉、情感和具身的关系，通过味觉体验、食物记忆与情感联觉的交织，将价值观、意义和文化内化于人心。

　　总之，城市作为行走的体验式课堂，通过将红色文化知识巧妙地编织进城市空间，不仅能有效解决青年群体与红色文化语境的脱节问题，更能激发身体感官捕捉丰富信息的力量，让爱国元素渗透到每一个感官中，毕竟身体是我们融入城市空间、嵌入日常生活的媒介。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成都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