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是人类区分个体的特定名称符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近几年，我在北京第五中学讲授出土文献通识课，同学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他们姓名的古文字演变。“姓”和“名”是两个联系紧密的不同概念。周代贵族有姓有氏、有名有字。男子有氏，女子称姓；尊对卑呼名，卑对尊称字。战国以后经历姓氏合一的重大变化，以致秦汉时人已经混淆它们的区别。2015年，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孔子镜屏”，不仅有孔子画像，还附有介绍其生平的文字。在发掘现场，借着红外摄像和冷光手电的微弱光芒，当我读到“字中尼，姓孔，子氏”的文字时，不免联想到《史记·孔子世家》“字仲尼，姓孔氏”的记载。孔子是子姓，孔氏。孔氏的来源是因为祖先孔父嘉的赐号。孔子是子姓，因为他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第五代公族，按照当时制度，五代后的子孙就不再是公族，所以孔父嘉的子孙就把祖先的“孔”拿来作为氏名。先秦时期姓氏有别，但西汉时已经姓氏合一，姓即氏，氏即姓。无论是称“姓”还是称“氏”或是称“姓氏”，都不再有区别。《史记》所指的“姓”实际是先秦时的“氏”。司马迁说孔子“姓孔氏”，不能直接理解为孔子姓“孔”。镜屏的孔子“姓孔”，应该是和司马迁一样受到当时社会风俗的影响。

■虞万里：《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姓、氏先后的再追问

　　专业的研究者能够区分先秦时期姓氏有别的情况，但姓与氏孰先孰后确是值得讨论的深层次问题。姓的本义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姓”，而是“生”。《说文》说“姓，人所生也”，它不是指常人所生之子，而是指“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许慎曾引用《春秋传》“天子因生以赐姓”来论证这个看法。依照许慎所说，我们一般人并不能称姓，只能称氏。什么是氏？《说文》说“巴蜀山名岸胁之旁箸欲落□者曰氏”。这么追索下去，问题可能越来越糊涂。

　　虞万里先生在新著《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中援据事理，深入探究，对姓是母系社会的产物，氏是父系社会的名词以及姓在前、氏在后的观点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学未能提供中华大地上确曾经历过母系社会的实物证据？为什么传世和出土文献中记载的上古数十成百上千的古“氏”清一色都是男性首领而不见女性？且无一例外地都用“某某氏”，而不用“某某姓”为标识？为什么十余万片甲骨三四千个甲骨文中没有一个“姓”字，却有成百上千个氏族的族氏铭文？为什么常识中认为“姓”与母系社会有关，故都从“女”旁，但追溯西周金文和殷商甲骨文字形却多不从“女”旁？为什么我国姓氏总量超过三万，而有着血缘之延续性、伴随母系社会走来的古老的“姓”只有四十多个，其他都是“氏”？为什么这四十多个“姓”恰巧集中在武王、周公、成王所封的黄帝十二姓、尧之祁、舜之姚（妫）、夏之姒、殷之子和祝融八姓、太皥风姓、皋陶偃姓、鬼方隗姓等狭窄的范围内？难道只有这些著名邦国、显赫氏族可以血缘传承，其他氏族、部落无法以血缘传承？

　　姓、氏本质的新阐释

　　氏的含义曾引发各种想象和推测。《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指出，它形象地描述了上古先民不断迁徙于山洞、岩石下，群从于一位男性首领聚族而生活。首领手持代表本氏族的标志物，插入某处，以为族居地的标识，所有族人都以此为“氏”。《诗经·绵》古公亶父“率西水浒”就是这种。随着历史推衍，氏成为代表军事、经济实力的氏族、部落的称号。氏既然是上古先民聚族而居的名称，它的起源很早，但人们或许误解了许慎所说姓是“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的含义，信从摩尔根《古代社会》所提出的直系演化和母系血缘理论，“姓”既从“女”，自然联想与母系血缘有关。原始社会由母系演进到父系，于是“姓”就远在“氏”之前，成为母系社会的标志。

　　这些反思足够启发对姓、氏本质的再次阐释。《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深入考察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成果，重新审视殷周易代，尤其是武王、周公、成王的分封史，发现所封同姓之外，其他三恪二王、黄帝十二姓等恰好与现存的四十多个古姓基本对应。这是否意味着所谓古姓，都与西周初期的分封有关？“姓”是否就是西周伴随分封异姓所创设的一个政治符号？小邦周击溃大邑商，武王、周公通过分封三王二恪及有势力、有威望的显赫氏族、部落，希冀通过安抚与联合的手段，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同姓不婚”用以维持周人的长治久安。“氏”是新石器时代氏族、部落的名称，“姓”则是西周为稳定政局而创立的政治符号。同姓不婚不是一项普适性政策，它只针对姬姓子女。姬姓子女与这些被封赐的显赫异姓联姻，使各路诸侯即使非兄弟之邦，亦成为姻亲之国。姬周分封异姓和同姓不婚的政策，很好地诠释了为什么姬周一旦灭亡，姓与氏随即合一的姓氏史：姬周政权既已不复存在，所封异姓已失去昔日光环，此时再分姓、氏以限同姓不婚，以求联姻互保，已经失去意义。

　　避讳禁忌的新认识

　　古代先有氏族共名“氏”，而后才有个体私名。先民将名字视作生命的一部分，因为畏惧鬼神和外人侵害，往往隐匿真名，蔚成风俗，积久而成避讳。然而避讳究竟起源于何时，虽然学者不断探寻，或未考虑文字籀篆隶楷的兴替变易；或忽视避讳最基本的法则——祧庙不讳（通俗地说就是超过一定世系，可以不讳），以至于随手牵合，盲目对应，于是有起源于殷商、西周、东周、秦汉各说。避讳的讳与不讳，体现在人对祖先神主、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中。这类同一人随对象、场景不同而变化的称谓，虞万里称为动态称谓。《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地毯式搜罗、排列、分析卜辞、金文、简帛所见具体场景中上下级、长幼辈的不同称谓，发现殷代动态称谓已有“上可名下、下不可名上”的等级观念，推测当时已有讳名的习俗，经过西周的规整，渐定型为礼仪。

　　与“上可名下、下不可名上”的等级称谓禁忌密切相关的，是被视作殷王名的日干名号。自王国维考证卜辞中殷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可基本对应后，太甲、盘庚、武丁、祖甲等日干名号究竟是生名、死名、祭名，还是卜选日名、葬日名？已引发学界争论百年之久，各种观点似都持之有据，因而久讼未决。《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从《仪礼》丧礼和宗庙祭祀礼入手，发现从人死卜葬选日，而后下葬、虞祭到卒哭、祔庙等一系列仪式，其间隔时日都可以推算。参照殷代周祭制度，似可认定日干名号就是庙主背面刻画的祔庙日期符号。在庙主背面刻上祔庙日干称谓，既可以逆推其死日、葬日、虞祭日，也便于后世在该日周祭。这一推论得到安阳后冈1991M3殷代墓葬出土朱书石柄形饰的印证，应可为百年聚讼画上句号。

　　当然，《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亦有待完善的部分，如变氏为姓如何被顺利接受，姓氏合一是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还是瞬间完成的？这些似都有补充的可能。我想，姓氏与名字是最悠久最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它们丰富多彩又云雾缭绕，近在咫尺又神秘莫测。该书拨开姓氏、名字的学术雾障，提出了全新观点，相信研究者和文史爱好者读后会大有收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研究员）